30年代的开局对全球全球各国来说都异常糟糕，为了避免经济危机进一步放大，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尽了最大努力，在东亚，亚约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份条约，各国约定共同对抗外部经济危机，保证亚约内部国家经济安全。
其中还涉及到一些关税以及商品进出口问题，现在美国市场已经是过去时了，他们必须紧紧抓住中国市场才能有一口喘息之机。
而中国的区别对待也让英法美等国激烈抗议，他们要求中国重新考虑关税问题，希望获取与日朝等国一样的待遇。
为此欧美各国大使几乎每一天都要与中国中枢进行谈判，而与此同时在伦敦各国特使也在唇枪舌战，应对这一场新的海军谈判。
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说内部问题依旧是重点，在经济危机中中国和美国遇到的麻烦是不同的，美国那边的根本问题是产能严重过剩，大量工厂倒闭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失业潮，
现在美国那边的失业已经超过了一干三百万人，而这些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才是美国的难题！
而中国这波危机主要是受外面大环境导致信心不足、对外贸易中断，还有外国投资商不满中国政府一系列的经济临时法案对他们的“财产和人身侵害”而进行的裁员报复。
此外，中枢政府利用此次危机开始进行经济调整，出售了大量由政府控制的边缘产业，仅保证了核心产业的控制，而在产业卖出后，就出现了更多的失业人群，最后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造成了购买力的下滑。
“这是必要的损失”
在政府内部这句话被人反复提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比如那些利益受损的人，
黎元洪现在才发现，自己成了靶子，王启文带着内阁在利用这场危机对国家进行调整，而因为调整而受到利益损失的人却把不满发泄在了他身上。
罢工行动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消息了，大量的人要求他马上下台。
但是黎元洪却没有什么办法，他在政府内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如果王启文不愿意他就没有办法从这个荆棘座位上站起来，在王启文没有满意前他只能先待在这个位置上面。
而且王启文现在也根本不顾上他，现在他正和内阁忙着利用调整企业带来的大笔资金从欧洲以及美国运回机器招募技术人员。
尤其是德国，作为经济危机中受创最严重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放弃任何救命稻草，在中国表现出了采购意向后，魏玛共和国政府立刻与中国派出的采购人员进行接触。
良好的合作以及摆在眼前的钞票让德国没有犹豫多久就答应了中国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德国战败时都没松口的技术。
但是中国与德国的合作并不能有效改变他们的不利局面，内部的矛盾也不是这一次交易就能够解决的，况且王启文也不希望看到德国解决内部的问题。
而到了1932年，在世界各国积极自救时，希特勒终于借助德国内部的矛盾取得了曾经他梦寐以求的优势，
在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下希特勒现在正在率领德国工人党为了7月的大选努力着，他用着夸张的语言和手势为德国人民描绘了一个美好而虚幻的未来，
经济爆发后，美国人自顾不暇大量从外国抽调资本回国，短短两年内就从德国抽调了大约两百亿马克的贷款，而大量的贷款被抽走后一下子就让德国经济陷入了崩溃，银行倒闭，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几乎是一下子就把德国逼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1932年的失业人数超过八百万，这还是把那些临时短工的人给排除掉了，如果加上这部分人的话，少说也有一干多万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而当时的德国总人口也不过几干万而已，经济危机不但让普通工人实业，同样也重创了中小商人，手工业者等。
经济危机让德国成为了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怨气的国度，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描绘出的美好未来吸引了许多人，紧接着人们开始把希特勒当成了德国的希望和救星。
这让之前一直不在主流视线之内的德国工人党快速从德国政坛上崛起，1929年前德国纳粹党的党员不过十万人左右，影响力也完全不值一提。
而到了1930年的国会选举中竟然一举获得了高达六百四十万的选票，占据全部选票的18.3%，到了现在德国工人党人已经能够放出豪言，要在七月份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捞取超过百分之四十的选票，换句话说他们要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派。
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1932年7月31号的新一轮的国会选举中，德国工人党收获百分之三十八的选票，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派，
此时，任何人已经无法阻挡希特勒登上德国元首的宝座了，哪怕是德国总统兴登堡亲自出面劝说希特勒和佛朗茨·冯·巴本联合组建政府，希特勒也没有买账，声称要求获得包括一切的整个国家权力。
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希特勒窃取德国的最高权利了，即便是兴登堡也不行，
世界的战略棋盘上终于出现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充满活力，内心充斥着各种疯狂的念头，未来在这个疯子的带领下，德国必定会将整个欧洲搅成一锅粥。
当外交部将德国政坛上的消息传回时，王启文告诉顾维钧：
”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在判断第二场全球战争是否会爆发了，我们现在要判断的是，全面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