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船政学堂的校长名叫张铨，本是湖南的举子，喜好经世之学。一年前，张铨冒险来到南宁，进入暨南大学堂学习现代法律。
学业未成，上峰就看中了他，请张铨出任船政学堂校长。张铨有些苦笑不得，自己的兴趣在于法律，所学也是法律，何以担任船政学堂的校长呢？
张铨力辞不就。但上峰也不简单，乃是军政府宣教部部长曾锦歉。曾锦歉为了推动职业教育，亲自到暨南大学堂挑人，一眼就相中了张铨。
军政府历来强调服从纪律。曾锦歉与张铨素不相识，却抬举他担任校长。张铨不忍拒绝曾锦歉的好意，只好硬着头皮赴任。
这次，学堂邀请到杨烜过来剪彩。张铨心中也盘算了许久，觉得要趁机把自己的顾虑说给杨烜。最好是，让杨烜体谅到自己的苦衷，放自己回暨南大学堂读书，以后从事法律行业。
杨烜赶到船政学堂时，时近下午三点半。虽是冬天，却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黄埔地处南疆，太阳依然在天空中挂得老高。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海上风险大，凡是与船打交道的人，通常都比较迷信。虽说军政府主张文明开化，大家也都心存忌讳：要是太阳落山了，或者将就落山，再剪彩就不吉利了。
于是，杨烜一到场，立马开始剪彩仪式。
船政学堂位于柯拜船坞不远处，征用了一处地主大院。
此时，学堂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师生。军政府尊崇军队，强调组织纪律，社会各行各业也都带着军事化管理的鲜明痕迹。
这所船政学堂，同样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统一着学生装。这种学生装仿的是海军军服，笔挺、修身，把学生的精气神衬托得十分昂扬。
杨烜看了心喜，觉得后生可畏，未来可期。他接过张铨递来的剪刀，干脆利落地剪掉了红绸带。
红绸带一分为二，落入地上。两个灵巧的老师把握时机，抽掉了学堂门匾上的红绸，露出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黄埔船政学堂”。
底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杨烜发表了简单的讲话：“各位老师、学生，本王今日为黄埔船政学堂剪彩。从今之后，黄埔船政学堂正式宣告成立，诸位师生也要立即开始学习船政技术。
“船政学堂之设立，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学习造船之术。但大家习造轮船，并非只是为了造轮船，而要熟练掌握制造、驾驶轮船之技术。
“并非只是为了培养几个能制造、驾驶轮船的人，而要广为传播技术，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之术展转授受，传习无穷也。
“学堂的章程，我已经看过了。学生们的待遇，可谓优渥矣。只要能够通过每月的月考，就能享受免费的教学、医疗、食宿，还有一元法币的津贴。
“军政府给予大家如此优渥的待遇，无非是期望大家成长成才，掌握造船技术，使中国掌握造船、技术之术，使中国人皆能扬眉吐气。
“因此，希望大家珍惜机会，刻苦学习，遵守学堂纪律，努力掌握船政技术。希望大家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不仅从课堂上学，还要到造船厂学，到舰艇上学……”
听杨烜作此慷慨激昂的演说，张铨心里百感交集。
当今世界，得海权者得天下。而欲得海权，前提是掌握先进的造船和驾船技术。船政学堂是军政府发展船政技术的摇篮，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可自己一介书生，于造船技术一无所知，如何当船政学堂这个家？况且，自己志在学习法律，与船政并无兴趣，何必要当这个官？
张铨抱定了主意，要瞅准机会向杨烜进言，尽量辞去这个差使。
剪彩过后，杨烜召集校董会成员座谈，一来听取校董们的意见建议，二来研究学堂章程。
这本是一项象征性的工作，以示越王对船政学堂的重视，实际意义并不大。
第一届校董会，共有七名成员：
校长张铨举人出身，原在暨南大学堂学习法律；
总教习是英国造船专家费德罗，在黄埔造船厂兼任总工程师；
两名士绅代表，在船政学堂中出力甚大，报效了大量资金；
两名教师代表，一个教造船技术，一个教驾船技术；
一名监督，原是海军退役军官，因伤退役，负责指导、督促学校加强课程教育。
校董们坐在杨烜身旁，颇有些拘谨，也没讲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倒是有个士绅董事，壮着胆子问起了学员分配的事。
这件事看似功利，实际关涉极大。地方士绅之所以愿意资助船政学堂，无非想要保送本地子弟入学。待学生毕业时，再保证他们能够“有个差使”，也就是“有官做”。
这关系到士绅的切身利益，若是处置不当，很容易打击士绅办学的积极性。
但实际上，船政学堂章程草稿已有规定，实务学堂已有先例可循。学生毕业后，只要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差使”，通常到海军或者造船厂任职。
士绅董事还要询问，无法是想让杨烜亲口说出，形成“王谕”，心里方能踏实。
杨烜知道他的意思，微笑道：“照规矩，学生只要认真学习，通过毕业考试，都能获得差使。或者到海军担任技术军官，或者到造船厂担任工程师，都是件有前程的事。”
士绅董事吃下了这颗定心丸，满脸堆笑，说道：“有殿下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回头一定教育好自家子弟，让他们好好读书，跟着军政府干，日后必是前程似锦。”
接下来研究学堂章程。
学堂章程极严，课程抓得极紧。例如第四条规定：
“自开学之日起，每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法币三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
校董们都是读书人，深知做学问的艰难，对章程无不同意。唯有第九条，规定父母亡故情形，学生可酌情请假，但不许守孝三年，引发校董争议。
华夏传统制度，父母亡故，儿子需守孝三年。即便是在朝为官，也要回籍守制三年。
此举虽然宏扬孝道，却与工业社会不相适应。军政府主张移风易俗，虽然保留了孝道，却并不鼓励为去世父母“守孝三年”。
最后，杨烜一锤定音，维护了学堂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