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在位期间，诞生出三苏、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晏殊、包拯等一大批文人志士。”
“他们都那么的熠熠生辉，却又不尽相同，他们肆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那是儒家所提倡的文治盛世，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读书人走上舞台，得以完美释放自身的热血和抱负，那也是天下万民的盛世，终仁宗一朝，除西北经历战事以外，国家百姓安康、民生富足、文化繁盛。”
“如果没伯乐，这些千里马是不会被发现的，仁宗就是他们的伯乐。”
年羹尧：宋太祖你那“杯酒释兵权”傻子都能看出什么意思了，不得不说，这算的上是高明了，可偏偏是这高明手段却漏掉了一人，这也让后来的宋朝被辽、金、西夏、蒙古轮番揍的惨况。”
你猜出来了吧！是不是很后悔啊！这个人大家应该也猜出来了，还能有谁？赵光义呗！
或许是宋太祖太相信兄弟之情了，要说最眼红皇位的还是赵光义。
976年，赵匡胤召赵光义入宫饮酒，当晚共宿宫中，第二天清晨，赵匡胤暴毙。
赵光义顺利即位，这也是后来的“烛光斧影”和“金匮之盟”的由来。
鳌拜：皇室之人，居然相信那兄弟情深，柴荣待你可不错，你还不是反手夺了人家的江山，真是可笑！
“赵光义即位后，宋朝的治国方针也变了，赵匡胤本是领兵打仗之人，他以席卷之势征战四方统一中华，在杯酒释兵权后，他还是很看重武力的。”
“第二点，统一之误，宋太祖在进行全国统一的战争时，采取的策略是先南后北。”
“后来宋太宗北伐失败，赵普等人不就是以“丧师耗财的徒劳之举”这个理由，坚决反对再次北伐辽国的吗？”
“两个小问题，定都之错和一统之误。”
“这也是和柴荣相博的观点，如果先去北伐，他们何至于成长到最后的威胁，而导致北宋灭亡。”
“赵光义也想建功立业一番，可他比他哥哥差远了，两次北伐都被打跪，既然武的不行，赵光义就转文了，别说在文方面他表现的还不错。”
“说到这，“重文轻武”，“杯酒释兵权”，“分割相权”，这三个决策已经决定了大宋的衰亡，还有两个小错误，讲不讲其实都无所谓了，不过，宋太祖应该想听的吧！”
“但是宋太祖偏偏先发动了统一南方的战争，南方的战事消弭了，那千亩良田都是安身立命的根基，经过五代十国数十年的纷争，民心思定，手上有田，心中不慌，大家都想着怎么过好以后的日子了，谁还有更多的心思去考虑北伐的事情。”
赵匡胤：听，怎么不听，我都会改的，上次就决定更改了，这次奖励一发，我相信，朕还会征战四方，打下异族，一统中原，朕要让北宋百姓安居乐业，武将成为大宋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防线！
“等到赵匡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木已成舟，迁都的问题被永久搁置了下来，后来的靖康之变，金军南下，从渡河到完成对汴梁的战略性包围，仅仅用了三天时间，足以说明汴梁在当时是不适合做首都的。”
“而在中原王朝文人士子心中，北方不过是莽荒之地，即使胜利了也是得不偿失，一旦北伐战事失败，文人士子就更有话说了。”
“北宋王朝的首都东京汴梁，处于中原腹地，黄河脚下，周围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皇城的选据点应该是易守难攻的。”
“大宋王朝立国伊始，良臣武将，士气高昂、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本应趁此良机，一鼓作气，进行北伐，解决重点威胁，然后再挥师南下，最终完成全国统一。”
“诚然，攻占南方，特别是统一农业条件较好的江南，能给大宋王朝的江山巩固带来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南方这些分散的割据势力对大宋王朝来说，根本就不足为惧，纵观历史，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
“北方辽国的骑兵数天就能到达黄河边，渡过黄河就直接到了汴梁城门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异族突然进攻，当你看到对方到来时，已经晚了，很难合拢军队，在开国大典上，你颁布了很多新政，唯独没提到定都的问题。”
<div class="contentadv">“汴梁俨然成了第一道国防线，也是最后一道国防线，以致汴梁城聚集了数十万府甲重兵。”
“正因为，赵匡胤开国之初，埋下了这么多不利的因素，以致后来积习难改、船大难掉头，造成了被动挨打，最终亡国的局面，可以说大宋诞生之初，即是衰亡之始！”
所以宋朝重文轻武这个锅应该是赵光义，赵匡胤两个来背，如果说赵匡胤能活着结果会不一样，没有可能，因为没有如果，赵匡胤在还未征战的时候，去世了。”
范仲淹：这个可真不愿太祖，他也是想迁都的，但是这个想法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最后太祖耍性子索性坐在汴梁了，后来太宗亲自跑来劝说的，其实太祖已经默认迁都了，只可惜五个月之后他就突然辞世了，迁都的想法也就从此作罢了。
包拯：如果从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汴梁作为国都的优势，谁优谁劣一清二楚，但是满朝文武都一致反对迁都，显然有其他的原因，这原因臣也不清楚，只是导致了最终宋朝的灭亡，汴梁所处的位置是不容易防守的，忧患重重。
“所以宋朝只能增添大量的兵力，到了宋仁宗时期全国兵力就达到了125万人，空前强大的军队消耗了北宋九分之十的经济，随着兵力的增加，供给汴梁的物质也大的增加，这样就带来不断的挖运河和疏通运河。”
“从始至终这些事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造成了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汴梁，而其他地方越来越穷的局面，正如宋太祖所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