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因为自己费心请来的两位老专家，被人挖走感到遗憾，好歹南阳的事儿总算促成了。这对我这个打工者来说，多少是个安慰。
南阳压裂车过来之后，随车带了一些施工人员。由于饮食习惯的缘故，南阳工人与我们公司的技术人员在一起工作、就餐，很快就产生了一种乱象——譬如乱吃乱拿现象。因为油井压裂，是个野外作业，像行军的队伍一样，或在平原上，或在山旮旯里，打一枪换一炮，那里需要，去那里，到处游走，是个流动性的工作。且时间紧张，没法自己起灶做饭，吃饭只能放在附近的饭馆里。若作业附近无饭馆，就得到附近村民家订餐。南阳的人马初来乍到，作业之地与镇子不远，只能在饭馆吃饭了。尽管伙食标准也不低，但这些人到了陕北这个地盘上，像出圈的羊一样无所顾忌了，干活时，要人一遍又一遍地叫；吃饭时，要烟的要烟，要啤酒的拿啤酒，自己不付钱，都记在了工作餐上。而且谁拿的，拿了多少，只有饭馆自己记账，拿的人不签字，结账时也没法核对。面对这种乱象，开始我们为了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人适应环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图把活儿干好就行。因为人家是乙方带来的工人，我们压裂挣钱依靠人家的设备。人家也知道我们是靠他们吃饭，所以把自己看得也比较高，完全不顾公司的伙食标准，想抽想喝，随心所欲。这么一来，看起来利润不错，实际上这些利润大部分从这些不起眼的环节中流失了，导致成本剧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陈睿斯想刹住乱吃乱喝这个风气，但碍于南阳车队长彭成的面子，不好开口，因为那辆压裂车被井下处收回去之后，陈总求车如渴，好不容易叫来了这辆车，不想为吃吃喝喝的事儿影响合作，毕竟不是一月半载的事儿，合同期是一年啊。怎么来平衡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了。因为我是打工者，不是股东。因此我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把队长叫到跟前，先是拿出了给几个饭馆支付了的账单，让他看看，然后铁着脸就给说了一顿，意思伙食标准可以给你们提高一点，但每人每天的生活费必须得固定下来，超出预算，自己去补贴，公司不担负。彭成有点不高兴，说：“行啊，知道啦，吃吃喝喝这事，毕竟是小事嘛。”
我说：“大树都害怕蚂蚁啃呢，怎么是小事呢？别看压一口井三四万元，连你们的设备租赁、人员工资等费七七八八下来，没有多少利润了，如果大吃大喝下去，年底估计连给你们的设备租赁费都交不上了。”
除了公司乱象之外，还有市场乱象。因为到油田来施工打井的民营企业有当地人，也有浙江、宁夏、东北和广州等地人，包括那个我帮他买了五口油井的广州老杨。这些老板多数对油井的开发理念不太懂，操作程序和技术上完全空白。而我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还打的是长庆油田的牌子，加上两位老专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力，所以在民营钻井队伍里，我们算是佼佼者，而且在压裂技术服务市场，只有我们这么一个队伍，因而我们的工作量也比较大。自然，利润也不错，通常一口井，只用两三个小时就完了。在经营油井的人的眼里，我们搞压裂的，挣钱像割韭菜似的比较容易。有些人心里不平衡了，想让你割得不太顺当，因而就产生了这么几种乱象：
一是赖账。叫你压裂的人，开始是求着你，好话说尽，让你赶快安排设备给他压井。压完之后，就麻痹了起来。
记得宁夏盐池的一个叫马平的人，他有一口井，产量好高，按理说效益很好，但是，他就是不好好给钱，能拖就拖了，能赖就赖。有一次，我们支人去要，宁夏这个人就操着浓重的盐池方言口音说道：“来啥，来啥，谁不要门牙了，就来啥。”
他的意思，如果你要的紧，我就打掉你的门牙。
二是赖井。你把压裂车开到现场，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如果井里出油少，或者没有油的话，他就认为你们操作不当，把井给压坏了。
一般懂压裂的人都知道，油井压裂施工阶段根本不存在压坏不压坏的现象。油井不出油，或者油量很少，除了设计的问题，还与油层的多少有关，当然还存在老板的运气等因素。同在一个区域，人家的井为什么都正常，偏偏你的就不出油了？再说，油田上既然把井推往社会，肯定有原因嘛。反正，这里面环节多了，情况比较复杂，但绝对不是压裂所致。但这些人不懂这个原理，就以此来故意欺诈，说我倾家荡产花了几百万买了这口井，本来好好的，你们两捣鼓，就给我捣鼓坏了，你看怎么办？
这个事就发生在一个东北人的身上。有一次，我们给这个东北人搞完压裂后，那个井不知为什么原因，没有出油。那个东北人跑到陈总办公室，把衣服一脱，胳膊上露出几个刀痕，气势汹汹地说道：“陈总，你们人把我井弄坏了，你看怎么办？”
陈睿斯问道：“咋回事？”
东北人说：“不出油！”
陈睿斯说：“不出油是井的问题嘛，怎么怪我们压裂呢？”
东北人恼了，破口大骂：“放屁！井到手之前，我们还试验过，有油，现在没油，你们还没责任？别以为我是客，就忽悠我们！老子现在虽然当了油鬼子，可以前在东北的山头上混过，见过哪个山高，哪个山险，别给我推卸责任！我砸这三百万容易吗？”
东北人的意思，要我们给他赔井。
见东北人如此耍赖，赵志涛看不下去了。赵志涛因为是股东，时不时地来公司转转，喝喝茶，聊聊天，交流交流信息。这两年，他除了与陈睿斯合伙之外，自己还有车在油田上配属，还有个施工队，搞个井场基建等活儿，干得不错，买了房子和好车，人也大方，经常好烟好酒招呼朋友，人脉比我好。现在，见东北人耍赖，他就站起来说道：“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无非表明你是个东北虎么？可我们西北狼也不少啊，不信去子午岭瞧瞧！在油田这个地盘上混的人，谁不是从山林里出来的？原油是黑的，人的心也差不多，压裂车是硬的，人的骨头也没有几个是软的！你能揣刀子来，我也能拿！别给我亮出刀痕了，我心里的刀痕比你还多！”
赵志涛硬邦邦的神情和硬邦邦的话，当时就把这个东北人倒给震住了，立刻说起了软话，但他依旧胡搅蛮缠，坚持要我们给他赔井。当时我们没答应，结果第二天，一个领导打来电话，口气温和地说了东北人的诉求，有理有据地指出了那口井在压裂前和压裂后的变化。意思这次损失太大了，要站在东北人的角度想一想，就权当你运气不好，开车在路上碰上了一个正要自杀的人，你想救他，却死在了你手里。如果追起责任来，你能脱离干系吗？多的拿不出来，区区几十万，你总能拿得出来吧？
陈睿斯听了这番说辞，跟我们商量，我们也觉得这个东北人能把领导搬出来，肯定有背景。在油田这个阵地，我发现就是荒野里乱跑的野兔，都有几个沾亲带故的窝窝。况且，领导出面，你不能不给面子。最后，陈睿斯咬牙拿出了30万，了结了此事。给人家把井压了，最后还倒贴了这么多，这个事谁遇到，心里都发噎。
除了这次遭遇欺诈之外，陈睿斯曾经还遭遇过一次最大的欺诈。
那是我还没到他公司的时候，他租用井下作业处的车搞压裂。有一次，他接了一单活，给一个私营个体户压井，结果就出现了类似情况，对方就以把井压坏为由，索要赔偿。因为陈睿斯当初挂靠的是井下处的牌子，对方就把井下处告了，要求赔偿300万。
我来到陈睿斯公司的时候，也正是打官司的阶段。这个官司先是榆林中院审理，二审期间到了SX省高院。在高院审理期间，井下处派了一个姓王的律师，替他们代理这个案子。
我起初见到王律师时，发现他的装扮像赵本山，戴了顶帽子，提了个黑皮包包，看起来老实吧唧的，他是井下处的法律顾问，都五十七八岁了。陈睿斯就带了我和这个王律师去西安应诉。
我们走到陕西高院，和律师一起去见主管这个案件的庭长。可能是源于我们不认识，庭长对我们冷冰冰的，不太搭理。律师见状，就有点生气，对庭长说道：“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走到你们楼下，一看国徽高挂，感到这个地方很神圣，结果你们就这个态度”
这下把这个法官给说恼了，他冲律师挥挥手，说道：“去，去！到一边休息去，我手头还有案子，暂时顾不过来。”
我心里想：法官和律师初次接触就是这个样子，这官司咋打呢？从这个人的态度上看，肯定与原告熟悉，所以才是这个态度。加上井下是国企，国企和私企打官司，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不好打，感觉这个事情很麻烦了。
王律师说：“那请你把党高官电话告诉我。”
法官像没听见似的，只顾埋头看着他手中的资料，没有吭声。
这时候，我正好在办公桌子旁坐着，看到桌子的玻璃下面压有一张印有电话号码的表格，我就故意站起来装着要走的样子，眼睛顺便在这个表格上瞟了几眼，就看见了党高官的电话，出了门之后，我就把记在心里的这个号码告诉了王律师。
王律师就电话打了过去，书记问他是谁，王律师说：“我是王兆平。”
书记问：“你在哪里？”
王律师说：“我在你们十二楼。”
书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王律师说：“我们被人冤枉了，来打官司。”
书记说：“那你上来。”
见王律师和书记对话，陈睿斯就赶紧问：“是不是你们认识？”
王律师说：“我们是同学。”
王律师带我俩见到党高官后，把陈睿斯给做了介绍，之后听到书记要请律师吃饭，陈睿斯按了下我的胳膊，意思我明白了。当律师叫我们一同去吃饭时，我俩异口同声的说还有事，以后有机会再坐，乘机就离开了高院。
在王律师的努力下，陕西高院就把这个案子发回到了榆林，要求重审。这一发回重审，一拖就是几年，最后王律师都退休了，这个案子才在2010结案，从开始的300万元的申诉要求到判决，落到了180万元，官司打了十来年。
记得有一次我跟陈总吃饭时，他提到这个案子，说井下处官司输了，没钱支付这180万元，因为他用的是井下处的车，井下处让他把这个钱掏了，陈总没办法，只能哑巴吃黄连，掏了180万。不过，后来井下处好歹还从工作量方面给了陈总一些照顾，算是弥补了一点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