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艰难日子，爷爷等来了宽松政策，重新分配并增加自留地，同时开荒几亩地，发展家庭副业。经过5年的“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政策，65年秋季，爷爷的自耕地迎来大丰收，挖了70多担红薯，极大弥补了生产队主粮约200斤谷的不足。爷爷家年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了集体以来最高水平的57年。
目良田土山地以远得很而出名，达1至3公里。爷爷家地产8千余斤红薯，挖出来不易，长途挑回来更不易。当时常在家的5人。爷爷支气管炎，能耕作不能挑担；奶奶管家做家务；二姑已辞了那个不咸不淡的供销社岗位，挖土种地；晚姑为减轻家庭负担，选择读县城师范；母亲为这年家庭新成员，结束了教书职业。能挑担的是母亲和二姑，两人将红薯从“沙鼠冲、茬子冲”挑到“通房山、批山”的地窖边，一人在上拉着绳索将红薯一框框往下吊到窖眼里，下面的人将框拉的横巷子里，倒出红薯。由于劳力不足，全靠起早贪黑。有时月亮很高了，人还在皮山窖里倒薯。如此劳动20余天。当年冬天大队开山，爷爷在寥嫁冲日夜砍柴，母亲、二姑、小姑负责担柴，一个来回有6里路，要一个小时。
一家五口人吃饭，每餐用铁鼎煮半升米（约7两），再配干红薯丝来饱肚子。奶奶是全家主心骨，有心脏病，需吃碗堆尖饭。爷爷年纪大，吃个平碗饭。还剩下一碗饭，三个小辈在吃饱红薯的基础上，分点米饭“漱漱口”，回味无穷。
66年2月2日，爷爷煮了一铁鼎饭，吃完后分家。父母分到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铁鼎，还有历史悠久的缺口铁锅（不久破成两片）。前来祝贺的有：父亲的大哥、姐姐，分别送来4升米；洞胜大爷送来10斤谷子和几个红薯（他是单身，才有资格养公猪配种，每次收几毛钱，小富贵）；邻居名应二娘送来几把腌菜，晚太叔叔送来“劳萝卜”。作为地方尊长，奶奶说明：我家里的人，还要你管呀。
父亲那时教农校，月工资约28元。学校有点福利，他作为主要负责人，将粮票和钱财实物给了困难的同事。他大概对钱财看得不紧要，因为他的学生时代吃穿比别人好得多，他二哥定期给家里汇款。父亲的工资，应该是自己花，家里也花，一般给了家里，没有私蓄。这一分家，无柴火、无油盐，除了贺礼，别无他物。母亲在家过得相当困难，每天煮3两米吃，没什么杂粮、来不及种菜，吃不饱，还要在生产队出工。她蹲着身子，如果起身，就眼冒金星头晕眩。这是长时间吃不饱缺乏营养的结果，脸色苍白毫无血色，队里称之“白石灰”。母亲自尊性强，羞于说没吃饱。娘家问情况如何，只说好得很。很久后外婆知道了，就给了一担统销粮吃。父亲平常不在家，对这些柴米油盐之事并不操心。
老百姓生活有所恢复后，进行了10年尝新，自留地减少了，农民自种瓜果蔬菜减少，增加了创业难度。非常之年，让爷爷家地窖中的红薯，坏了60多担。母亲感叹：深更半夜挑红薯，半个没分到没吃到，白白坏在窖眼里，在山里丢得一堆一堆的。
分家次年，母亲通过勤快和谋划，“菜篮子”里长豆荚和辣椒等蔬菜，多得可晒干冬藏。小家日子步入正轨，但苦和累是根本。终究存在营养不良，姐姐生下就非常瘦小，底子差而多病，严重影响了发育。
母亲含苦过日子，从娘家带回的腊肉，舍不得吃，要等父亲或有亲戚上门时才煮。有次打铁的他表姐夫来了，才割半边腊肉吃。邻居家经常早上买豆腐吃，母亲也想买，但想想全家一年才分了6升黄豆，而一斤豆腐就要“一碗豆子”（四分之一升），她一次次打消了念头。大伯说：你家没有吃的，就来我家借担谷子吧。母亲生怕一成家就负债，将来得了？便忍饿度日。
奶奶67年后，不时发病。68年时，大伯和父亲常用竹竿抬着躺在竹椅上的奶奶，到20里外的县医院看病、住院。因为听说有县城来了名医。这一年，奶奶大侄子（57年出走）的唯一后人（13岁女孩）患了肾炎，久治不愈而亡。此前，她由自家晚叔抚养，亲人多次偷偷卖米、红薯和房屋楼板，筹钱治病。曾经来我奶奶家借钱，未果。父亲这些年的工资也都花在奶奶看病上，生产生活困难。
父亲同事中有“二陈”，家庭成分虽“高”，但生于贫贱。那个一陈是个“地主崽”，经常来我家吃饭。后来他在县城学校当教导主任，父亲想找人帮忙，让小孩进城读书。他也懒得搭理。另一个二陈，周日回家后，周一早上必来我家吃饭。母亲收工回来，剩饭很少了，只得用红薯充饥。二陈说：以后遇见你，不是进酒店，就是进饭店请客。他还说：我吃得不多，按我饭量，你够吃了。
唉，因为吃饭问题，让多少人发育不良，让多少人争着守仓库当了大小老鼠，让多少人成为失了颜面的“二陈”。隔壁四叔常说：只要杂粮吃得饱，挑担石头上天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