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敌易挡，内贼难防。
张达熟悉唐军在太原的布防，于是，他引导宋金刚的军队避实击虚，长驱直入，先行攻陷榆次，然后立即进逼并州城下。
屯坚城之下，是直接攻城，还是南下掠地？
这是一道选择题。
刘武周决定对太原城围而不打，然后，率精兵沿汾河谷地长驱直入，直达黄河。
从而让太原成为一座孤城，就可以不攻而下。
刘武周依仗的是自己骑兵强悍的机动性能，他差一点就达到了目的。
但他的内史令，也是他的另一个妹夫苑君璋表示反对，他忧心忡忡地说道：“唐主（李渊）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
然后，苑君璋进一步分析了直袭黄河，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
苑君璋显然比刘武周更具战略意识，他这种首鼠二端，在二大势力夹缝中生存的构想，在当时当势之际，确实是上策。
但刘武周的野心并不只如此，他不甘心只是做个区域山大王，他想争一争天下，做一个真正的万人之上英雄。
一王立，一王死。
他的成功，就必须踩着另一个英雄的身体才能前行。
况且，刘武周做过周密的谋划，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再加上突厥的支持，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客观地讲，刘武周差一点实现，或者说已经实现，如果不是出现另一个真正的天选之子。
如果不是李世民，成为横亘在他前面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刘武周在历史之上，或者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南下的军队势如破竹。
李唐王朝的行军总管姜宝谊和李仲文相继被打败。
李渊感到了刘武周的来势汹汹，在他知晓齐王李元吉的所作所为之后，对于太原的局势，他并不太放心。
于是，他想再加一重保险，就另外委派一个重臣担任晋州道行军总管。
裴寂请命。
于裴寂而言，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刚在一场宫廷政治中，清除掉了一个主要的政治对手，也是太原起义的元老功臣，那是一个足以和他分庭抗礼的能臣，他就是刘文静。
和裴寂是李渊的死党不同，刘文静一直是李世民的嫡系。
他的直接死因是和裴寂争权，但真实的原因却是李渊针对李世民的一次政治斗争。
刘文静是冤死的。
这件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在李唐王朝正式创建之后，裴寂的官位和赏赐超过所有人，李渊甚至当着各位大臣，诚心诚意地说：“使我至此，公（裴寂）之力也。”
并且，在李渊正式登基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延续了和权臣共治分理的政治理念。
他经常让裴寂等重臣权臣随意混坐，和自己一起吃饭，然后经常和他们同坐一张御榻之上，谈古论今。
作为以礼治天下的王朝而言，这显然不合规矩，刘文静也似乎更想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
他立即进言表示反对，他冠冕堂皇地说道“宸位极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对于李渊这种执政风格，裴寂等人安之若素，并不觉得有何妨碍，现在刘文静这么一说，似乎真成了问题。
但李渊并没有采纳。
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李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以致于他可以容忍亲近重臣，和他过于亲密而无尊严的行为。
那就是他需要以身做则，向隋朝旧日同僚们，传递一种信息，一种复古的共治共享共胡天下的治理模式，有可能再一次回归。
更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和皇太子李建成的储位之争，似乎很早就已经露出苗头。
李渊亲自见识经历过杨坚篡周立隋，和杨广杀父屠兄以自立的残酷的宫廷斗争，他不想重蹈覆辙，他要乘早熄灭这股火苗。
于是，他想重重地敲打李世民，尊裴抑刘，实际上就是更确认和加强自己的皇权的绝对性，也是对于合乎道统的太子党的有利支持。
刘文静看似正确的意见，被置之不问。
在李渊想进一步有所行动的时候，刘文静自己撞到了枪口之上。
在对于刘文静的论功行赏方面，李渊表现出了和裴寂明显不同的双标态度。
于是，刘文静想不通。
他认为这是裴寂在李渊面前讲了自己的坏话，唆使李渊故意压制自己，所以自己才没有捞到多少实际的好处。
刘文静自恃功高，他想不通，就直接开干。
他当然不可能和李渊斗，但于裴寂，他就表现得非常不客气。
于是，在朝堂之上，他有意和裴寂作对，裴寂认为是对的，他一定认为是错的，二人这样争来斗去，结怨日深，以至双方终于忘记是因为什么而走向分裂，最终只讲态度，再不讲事实。
裴刘二人，已再不可开解。
刘文静终于被裴寂抓到了一个把柄。
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个把柄很有可能是裴寂指使人，主动去抓捏在手里的，也等于是裴寂给刘文静挖了一个坑。
说来也是不值。
刘文静一世英雄，竟然也是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
红颜祸水，古已有之。
刘文静有一个爱妾，曾经恩宠无比，二人你侬我侬时，自然事事顺遂，但人总有移情别恋时分，当情到浓时情转薄之处，刘文静就成了一个负心人。
当他这个爱妾失宠之后，因爱生恨，心有嫉妒之时，就找她哥哥倾诉。
她报了一个大料，说是刘文静曾经在酒后说过一句话，“必当斩裴寂耳！”
这句话大有深意，可能是一时酒醉，负气所说的话，但却不可深究，想斩首当朝首辅大臣，是要准备要造反吗？
刘文静爱妾的哥哥将刘文静告上朝廷。
这是大事，不可能不追究。
刘文静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严重性，他坦然地说道：“起义之初，忝为司马（刘文静），计与长史（裴寂）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罪名。
从李渊对待追随他的官僚的实例来看，如果只是单纯的怨望之言，他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和接受。
但是，这件事情，已隐约涉及到李世民和李建成储位之争的力量对比，甚至有可能象杨广夺嫡时危及自身安全。
因而，李渊下了结论，他对朝臣们说：“文静此言，反明白矣。”
但李世民和文静展示出不俗的力量。
在李渊要明确治罪的情况下，朝廷之中，负责推究刘文静此案的萧瑀和李纲依然坚持，刘文静并没有谋反。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的态度。
他的态度极为坚决，甚至于反应过度，他全力全心全身力保文静，甚至大有不惜和父亲李渊决裂的架势。
李渊感到了压力，一瞬间甚至有服软的想法。
他向裴寂咨询，裴寂终于讲出了自己的担心，刘文静现在可能已经处在一个不得不死的状态。
裴寂向李渊冷静分析道：“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
然后，裴寂替李渊讲出了皇帝内心真正的担心，“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这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白而透彻，刘文静必须要死。
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的罪行，更不是因为他要谋反，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刻，他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敌对的人物，以时势发展而论，就个人一定会应在李世民身上。
李渊完全同意这种判断。
于是，刘文静被处斩。
刘文静含冤而死，临死之时，他心灰意冷地说：“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这场政治斗争的背后，实质上是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储位之争的正式开端。
但裴寂本人却背上了陷害刘文静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