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阙达度率领二千余骑兵，也归顺了李轨。
这真是一锅大杂烩，让局势变得更复杂。
李轨虽然自称皇帝，但他其实也是坐在一个火炕上，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有风吹草动，他的部下必然各怀鬼胎。
他最优的选择是傍上一个更大的势力，背倚大树好乘凉，才可以得享高官厚禄，才可能得到善终。
上天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没有珍惜，等到他醒悟时，后悔已晚。
当西秦薛举发动对李渊的进攻后，因为薛举夹在李渊和李轨之间，二李作为天然的同盟，联合是理性的。
李渊想笼络李轨共同抗击薛举。
他很早就命人和李轨联结，并且在正式建立唐朝之后，李渊册封李轨为凉王，给羽葆鼓吹一部。
这实际上是高度的政治自治，李轨成了裂土封疆的法外之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脱身机会。
李轨有心投诚，但他的政权，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于是，李轨召集同僚们开会讨论，以期达到统一的意见。
李轨抛砖引玉地说；“今吾从兄（李渊）膺受图录，据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竞立，今去帝号受册可乎？”
元老派曹珍直接表示反对。
他斩钉截铁地表明态度道：“隋失天下，英雄竟逐，称王号帝，鼎恃瓜分。唐国自据关中，大凉自处河西陇右，已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
曹珍接着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萧詧故事，自称梁帝而从于周。”
李轨同意。
于是，他给李渊回了一封信，署名为“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虽然示弱，但却没有投诚，也没有接受李渊赐与他的官职。
当此必然征伐之地，李轨错失了最后一次脱身的机会，
当然，李轨身居皇帝之位，如果策略得当，也能保持优胜的形态，即使投诚，也可争得更多的利益。
但是，李轨自己犯错了。
他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在政权未稳之际，他先在自己内部的小圈子挑起了内斗。
李轨的支持者中，有一个铁杆叫梁硕。
他也是起义时的六个元老之一，一直是李轨的军师，既具备资历，又对李轨忠心耿耿，本来和李轨绑在一条船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生共长的关系。
但李轨似乎看不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来自于起事的核心团体。
他竟然先拿自己人开刀。
梁硕是个有远见，也非常敏锐的军师，他意识到李轨政权的最大隐患，在于胡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力量已经过于强大，以至于李轨都需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
安兴贵在长安曾经对李渊说过，他们胡人安氏一族，在李轨政权之中，居于重要位置的实权人物，就有数十个人，这等于安氏一门半个朝廷，西凉也可以说是安家的天下。
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做皇帝，是一件极高风险的事情。
于是，梁硕直接向李轨提出自己的担忧，他暗中劝李轨对于胡人的势力，多加防备抑制，否则必遭其祸。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梁硕的话很快传到了安修仁的耳朵中。
这是人命关天，亡家灭族的大事，毫无疑问，梁硕的存在，对安氏胡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梁硕必须被除掉。
但安修仁毕竟是李轨最核心权力层的圈外人，自古以来，疏不间亲，安修仁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同盟者。
他非常幸运，恰好有一个天然的同盟者出现了，他就是李轨的儿子李仲琰。
李仲琰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和梁硕结下私仇，并且经常在公共场合，口无遮拦地表达对梁硕的怨恨，这很容易被安修仁利用。
于是，二者结成同盟，安修仁诬告梁硕谋反，李仲琰在旁边推波助澜。
李轨信以为真，鸩杀梁硕于家中。
梁硕含冤而死，李轨自断臂膀，自此之后，李轨在上层元老和朝臣之中，威望尽失。
这引发了一联串的恶果。
和李轨一起起事的元老们，觉得李轨无知人之明，也无用人之能，不是能共始终的主子，从内心里面和他疏远开来。
更严重的是，李轨发现自梁硕死后，他必须越来越依靠安修仁的力量，才可以在朝廷之中维持权威。
这让胡商集团名正言顺坐大了。
于是，满朝文武，俱是安氏一族。
更为致命的是，李轨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心走至黑，他失去了最后的基础，那就是民心。
民心民意也将立即离他而去，他将很快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因为，李轨做了二件事。
第一件事，是倚仗胡人势力的后遗症。
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有一个粟特胡族的巫师欺骗李轨说；“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
这是祥瑞，是表示李轨的治国，感天动地，是政权长治久安的象征。
于是，李轨修筑玉女台。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以西凉政权的寒酸程度，修筑这样一个大的建筑，花费巨万，并且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
民力不足，李轨只能征兵，于是，兵民离心，怨声载道。
连老天似乎也不帮李轨，西凉境内发生了大饥荒，本来就地瘠人贫，加上天灾人祸。
西凉的经济立即崩溃了，甚至发生了人吃吃的惨剧。
李轨毕竟是乡绅进阶而来，他展示了一贯的乐善好施的作风，倾尽家财，救济灾民，但他私家的积蓄，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解决实质的问题。
于是，李轨想动用公家的资源，开仓济民。
李轨虽然是个好人，但他可能并不是个好皇帝。
曹珍等人毕竟也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怀有非常朴素的感情。
他们赞同李轨的提议，诚心附和说道；“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威，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损己利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
至少隋朝旧有的官僚，就表示反对。
隋朝的义仓制，其实在隋朝设立之初，就是为了防备灾害的发生，可以临时救急用。
但这个制度，由刚开始时的自愿缴纳，到后来固定成了一种必须缴纳的税收，而它的作用，也从刚开始时备灾救灾，变成了政府的私产。
以至于即使到了大灾之年，皇帝依然惜财，即使看着谷子在仓库发霉，也会坐视百姓活活饿死，不愿意开仓放粮。
隋朝的官员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不放仓济民，早已在隋朝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应对的方法。
因而，旧隋的官僚将那一套照搬过来，其实他们深心之中，或者也希望李轨的政权尽快失去民心，而步隋朝的后尘。
从心底里来说，他们不服李轨，也愿意看他的笑话。
从行动上来说，他们没有任何节操，早就在暗中投降了以安修仁为首的胡族势力，二股势力互相勾结，希望掌握李轨一朝的大权。
家贼难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