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等太久。
建康传来一个爆炸性，但似乎并不出人意外的消息。
现在正是元会节，正月初一，喜迎新年。
建康城正在准备过节了。
作为辞旧迎新，一年之中最重大的传统节日，需要全国上下，大肆庆祝。
按照常理，现在正是战时，隋朝兵临江北，长江中上游的战斗如火如荼。
建康城危如累卵，正常来说，陈后主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去大规模庆祝元会节呢？
但他偏偏要别出心裁，他不但要庆祝，还要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庆祝这个节日。
这非常容易理解，他现在已经是个聋子，也变成了一个瞎子。
陈后主并不知道陈国和隋朝的开战，以及战事的紧迫性。
作为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连这种关乎国运的大事也一无所知，可谓不亡其国，真是没天理了。
陈国的君臣早已失去天理，也早已无法无天了。
陈后主不知国势已经江河日下，依然开启了内斗模式。
以江南形势而论，有二大核心区域。
一是处于江左的都城建康，二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湘洲，据上游形胜之地，可以顺江对下游造成直接的威胁。
因而，历任湘洲刺史，在政治上必须是绝对牢靠的人。
这一任的湘州刺史，是陈后主的兄弟晋熙王陈叔文，但大敌当前，陈后主对他这个兄弟并不放心，他征他还朝，回归建康。
但派谁去继任这个重任，让陈后主大伤脑筋。
他虽然昏庸，却并不是愚蠢，他也知道自己对于军事将领们刻薄少恩，他生怕他们对自己心怀二心。
但这个职位，是真正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大臣才行。
陈后主环顾四周，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将目光看向施文庆。
湘州刺史，这是一个肥美的外差，等同于裂土封疆的土皇帝。
施文庆欣然接受，准备赴任。
按照惯例，朝廷需要拔给他二千精兵，作为护卫，也是他的亲兵，随他进入湘州。
乱世之中，谁握有军权，谁就掌握话语权。
这二千精兵，就是他以后起家的家底。
施文庆当时在朝堂之上，已是一家独大，他甚至对于隋军大举入侵的消息，都可以一手遮天，隐瞒不报。
如果如实奏报给陈后主，就会破坏他的好事。
他现在正面临职务调动的关键时期。
施文庆害怕将战况上报之后，陈后主会取消对自己的任命，即使让自己赴任，也没有多余的兵将跟随自己。
那自己就将成为一个空头刺史，了无根基，必然无法在当地立足。
施文庆打了一手如意算盘。
但满朝文武，还是有几个头脑清醒之辈。
面对隋朝日甚一日的军事压力，武将集团提出需加强长江边缘的防备，这个提议得到了仆射袁宪的支持，并在朝廷之中形成共识。
可是，这并不符合施文庆的利益。
他一心想外放成湘州刺史，为了不让自己在远离朝廷之时，遭受政敌过早的攻击，他早已在朝中布置好了，自己外放后的代言人沈客卿。
沈客卿乐得在朝中独揽大权，又有重臣可以内外勾结，自己可以进退有方。
二人沆瀣一气，互相遮掩，建康以外，朝廷上下的实情，再没有可以上传的通道。
但朝臣们整天在朝堂之上吵吵嚷嚷，时日一久，必然影响陈后主的心态和决定。
于是，施文庆施了一招拖刀计。
他欺骗朝臣们，让他们上奏章，他说道：“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
施文庆此言，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朝臣们都知道陈后主嗜酒荒淫，经常日上三杆也不上朝。
上奏章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但施文庆是一个真正的卖国贼，他为了一己私利，骗了群臣，又回过头欺骗皇帝。
他对陈后主信誓旦旦地说：“（隋陈边境摩擦），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陈后主放下心来，继续他寻欢作乐的大计。
于是，群臣们的奏章，被永远押在陈后主的案宇，或者床榻之上。
但陈后主虽然荒淫，却并非完全不理朝政，当战事越来越吃紧时，朝臣们终于发现风头不对。
他们开始公开发难，一时之间，请求出兵布防的声音充斥于朝堂之上。
陈后主开始动摇。
施文庆知道自己的外放，已到最紧要的关头，只要自己远离建康，手握精兵，那就是天高皇帝远，自己再不受人控制。
他这个算盘打得非常精明，于是，他再次施展如簧的巧舌，对陈后主讲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话。
“元会（节）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
施文庆这句话击中了陈后主的软肋，陈后主别的本事没有，但排场之大，礼仪之道，那是绝对需要一丝不苟的。
太子行南郊之礼，那是国之大礼，也是元会节的重头戏，是无论如何都要风风光光地大操大办的。
陈后主妥协，他以一种微弱的反抗声音说道：“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
施文庆太了解陈后主了，他又讲出了一个让陈后主无法拒绝的理由。
“如此（出兵）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
对于陈后主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君王而言，没有什么比失去帝王的尊严和威望，更可怕的事情了。
并且，施文庆展示了自己在陈国朝廷内外的可怕掌控力。
他贿赂江总，让他在陈后主面前美言几句。
既没见识，又没决断力的陈后主，被他的朝臣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终于没有派兵北出，而仅仅下了一道诏旨，让群臣们再讨论讨论。
可想而知，掌握实权的施文庆集团，再一次掌握了主动权。
这是让陈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主动权。
朝廷内外，再一次割裂开来，陈后主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
朝臣们的奏章，在陈国亡国之后，还有很多，都没有被陈后主拆阅。
最荒唐的是一道贺若弼过江，军情十万紧急的奏章，竟然原封不动地躺在陈后主的床下。
杨坚用一种无可如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评论说：“高颎至日，启（奏章）犹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
如此荒唐之君，不亡国灭家，何来天理？
当时，陈后主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更无气魄和能力去处理政务。
以至于当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身为一国之主，无计可施，无事可为，只能仿效妇人女子，日日夜夜啼哭了事。
君为昏君，臣为佞臣，施文庆压下长江中游的紧急军情，化大为小，化急为轻。
他轻描淡写地说服陈后主：“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
既然隋陈边境的摩擦是小事。
天下太平，那元日之会，作为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当然需要大操大办。
陈后主再次犯下一个低级错误，他又给隋军送出一个神助攻。
元日之会，已成绝命之会。
也许若干年后，陈后主在遥远的隋都大兴城，在凄凉冷落，孤独落寞中，会回想起那个荒唐的元会节。
也许他会在心中，对自己说一句，悔不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