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头都大了。
他继承了一地鸡毛，乱成一团的政治遗产.
州多，县多，官员多，不干事，耗费国家资财的人更多。
这是毒瘤，是必须切掉的毒瘤。
杨尚希老于谋国，他既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提出了八字解决方针。
“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是一种渐进式的治理方式。
但杨坚是一代雄才，他要重开天地，比肩秦始皇。
他准备从根本上切掉这个毒瘤。
杨坚采取了一种非常激进而彻底的方式。
他对于帝国的管理层级进行简化，重新恢复秦汉的郡（州）县二级管理体制，撤除郡一级行政机构。
这立即面临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裁撤的几百个郡，多余的官员如何安排处置？
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稍微处理不好，社会的根基就会动荡，新的王朝，就会风雨飘摇。
杨坚天才地采取了二种方式。
一是向上延伸，二是向下沉淀。
向上延伸，非常容易理解，郡虽然废除了，但州却依然存在，在二级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在战术上可以增加州的数量。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吸纳一部分，在社会上和乡里举足轻重的人物，让他们加入新的政权，他们依然能够享受胜利的果实。
这是一种必须的过渡。
于是，隋朝的州从北周末年的211个，迅速膨胀，超过300多个。
这种情况，当时隋朝有识之士就曾直接批评“今州三百，其繁一也。”
认为虽然取消了郡，但却过多地，不受控制地增加了州的数目，换汤不换药，只是变了个名称，一样是扰民。
但这样做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虽然增多了州的数目，但从根本上，完成了帝国管理体制的扁平化，这有利于直接控制基层的县一级单位。
撤郡为州的运动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人群需要重视。
他们就是刺史们辟属的幕僚们。
他们数量巨大，如何让他们支持新的政权，而又不至于引发动乱，需要更大的智慧。
因为这部分官员才是帝国真正的末端神经，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是这个社会基层的乡绅，豪强和传统势力的代表。
他们的职位，很多都是以武功或金钱交换而来。
他们在当地，有根有家，有财有势，并不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关紧要人员。
杨坚给这部分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乡官”。
他们没有正式的编制，但依然可以在乡里呼风唤雨，依然可以享受到新政权的权势和利益。
但这只是种过渡。
当天下大定，乡官慢慢消融于最基层的社会，影响力日渐衰弱时，杨坚知道是时候恢复正式的二级管制了。
他颁布了一道诏令，“罢州县乡官”。
于是，失去正式编制，又失去正式身份的这个群体，逐渐转成乡绅。
他们只能以宗法，道德，财富或家族的传统，去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和影响力。
在后来的历史之中，乡绅自治，乡村自理，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和基层的一种常态的政治态势。
乡绅和乡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
他们是这个社会赖以存在和稳定发展的，最基层最末端的因子。
杨坚经过二次跳跃式改革，完美地重新树立了，国家的二级制管理，并且解决了官员过多，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
伴随这个裁汰过多冗员的政治活动，杨坚进一步做了一个根本性和革命性的改变。
那就是如何处理功臣。
这同样是一个二难的问题。
执照北周的传统，关陇贵族集团以军功换取权利，以达到和北周宇文皇族共治共享共理天下的目的。
这形成了一个弊端。
即不管一个有军功的武将合不合格，他都可以取得实际的权力，甚至成为封疆大吏。
这个时候，他以前的英勇的战场表现和无上的军功，反倒可能成为他虐民的保护伞。
以军功入仕的弘农燕荣，被任命为幽州总管之后，利用权利，为非作歹。
“每巡省管内，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者，辄舍其室而淫之。贪暴放纵日甚。”
当时有军功的武将，大多担任刺史，也大多不称职。
积习成弊，因沿成习，不可胜数。
这本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但旧的传统，总会有过时的一天。
在杨坚的新朝之中，这也是必须改革的弊端。
导火索是和干子被任命为杞州刺史。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柳彧，他立即上了一道奏疏。
他写道：“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瘖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渠道。乃云：老禾（和干子）不早杀，余种秽良田。”
这反应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因为军功，八十岁了依然还能被授予刺史，二是授予刺史后，没有任何的考核和退出机制。
那些不合格的身怀军功的官员，就可能祸害一个又一个地方。
柳彧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举出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
“共治百姓，需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任职。”
“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刺史），所损殊大。”
柳彧此言，合情合理，杨坚下令撤销对和干子的任免。
但在现实中，政策需要弹性，也需要过渡，杨坚并没有一刀切，那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却会引来事实上的麻烦。
杨坚在对待功勋武将的政策上，开始实行二元双轨制政策。
即利用武将打天下，而将治天下之职，却授予有专长的文官。
这种文武分治的政治理念，从此成为后世的滥觞。
但对于功勋武将，肯定还是要着意笼络。
必须让他们有相当的权势和权威，才可以让武官们心满意足，继续为王朝卖命。
因此，杨坚设立了勋官制度，“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
通过勋官制度，杨坚将中下层功臣武将阶层，有效地纳入体制之内，但又排挤出帝国的权力核心之外。
这是一种天才的制度，杨坚逐渐减低了这个群体左右政局的能力。
杨坚的中央集权制，日益强化，已接近达到大成之境。
但国家机器，制度再怎么完美，核心还是人才。
社会，需要人才，去管理、执行和推动。
清除掉旧的官僚群体，确立以高颎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之后，帝国面临的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去找寻合适的官员人选。
杨坚没有沿袭魏晋以降，通行于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这是一套以门第和出身为选材标准的用人机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出身决定一切。
这一套制度，不是以官员本身的才能和品行，而是以家庭出身，以家族在帝国和社会的位置，决定官员的清浊和重要性。
毫无疑问，这也能选拔到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最大的问题却是，官吏的任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社会和家族影响力，逐渐成为世袭，甚至于皇帝也被这种传统的力量制约。
因为九品中正制真正的核心，就是和皇帝的分权和共治。
通过对政府权力和高级官吏的垄断，支撑整个王朝的几大传统家族，和皇帝分享权力。
日积月累，高级官吏背后的家族，他们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力量，会更加胶固而根深蒂固，成为左右朝局的力量。
甚至完全可以和皇权较量，抗衡，共治共享共理天下。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关陇集团，更宽泛的概念是世家大族。
这并不只是一个概念，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牢固的实体，左右北周、杨隋和李唐的朝局几百年。
杨坚要重开天地，他想建立一个超越秦汉的新的帝国，就需要建立一个绝对的中央集权或者说是皇帝集权的政体。
杨坚在努力，但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取得成功，这种传统而顽固的力量，很难靠行政力量，自然消化。
几百年后，一场席卷南北大地的大起义大暴动，将他们成肉体上彻底消灭，才让他们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杨坚自己也出自这个群体，他只能改良，而无法改革，更不要说革命了。
他采取了渐近的方式，逐步取消行政官员和军事人员的世袭制。
于是，杨坚对于官员的选用，一样采取了二元双轨制。
九品中正制，虽然不是明面上的制度，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因缘沿袭，同时，杨坚采用了推荐和考试制。
他开创性地继承了发展了考试制，通过考试，固定的或指定的题目，来找到适合的人才。
这就是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起源，也是文官集团的滥觞。
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