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穆、梁睿和王谊是开国三老。
梁睿是真正的老资格，他的上岸之路，比李穆要曲折困难一些。
他在年少之时，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被北周太祖宇文泰养在宫中，和宇文泰的儿子们一起长大，同师共业，情浓如蜜。
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就是宇文泰的养子，是那种在关键时刻，需要舍身为国为家的养子。
在杨坚将篡未篡之时，他被任命为益州（巴蜀）总管，但他半只脚还没有入蜀，王谦就在蜀中造反了。
杨坚任命他就地率军平叛。
梁睿是个猛人，他二话不说就接受了命令。
他是真正的国士，可谓招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他临时组建起来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击溃王谦，将王谦在成都斩首正法。
梁睿文武全才，在蜀中他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他深得民心，远近四夷，全都心悦诚服。
但有时深得民望，也是一种累赘，梁睿是个知时达势之人。
在杨坚篡周立隋之后，他并没有选择变成另一个王谦，这既是自知，更是自省自律，也有来自于当世文宗薛道衡的劝说。
他对梁睿说：“天下之望，已归于隋。”
天下大势已定，需要早点向杨坚表态，梁睿直接一步到到位，上表劝杨坚登基，以便在新朝，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梁睿依策而行，这让他在杨坚一朝之中，成为重臣权臣，实有功高震主，功重不赏的嫌疑。
事实上，杨坚确实深深地忌惮，象梁睿这种手握兵权，久镇一方的诸侯。
这种人天然就是他的对手，在杨坚的理念中，他们可以分分钟反抗他，是可以将他轰下台的危险人物。
拥重兵于外，只要联络大兴城中的阴谋家，里应外合之势一成，就会成为他的心头之患。
梁睿深知此点，他虽然不想造反，但怀璧其罪，久居重镇，身处猜忌之地，让他深怀忧惧。
他深知进退，也非常明白杨坚的为人和所思所想，为了自保，他下了三步棋。
这三步棋，叫做“三自”。
第一是自解。
他自请入朝，主动缷下兵权，解除威胁。
梁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巴蜀大本营，等于放弃了作乱的资本和能力，以示真心臣服杨坚。
第二是自闭。
他回到京城，见到杨坚，在与他握手言欢之后，他一退朝，就对自己的家人说：“功遂身退，此其时也。”
梁睿对自己非常狠，他立即谢病于家，闭门自守，不和任何朝官结交。
第三是自污。
这通常是功高震主者的自主选择，自污名节，又有把柄存被拿捏，可以远祸，让杨坚认为自己心无远志，仅仅贪恋富贵而已。
这是效仿当年萧何，他为躲避刘邦的猜忌，贪污受贿以自污名节，而求自保。
梁睿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清醒。
他知道平定蜀中王谦之后，为人臣子的功名，已达到巅峰。
为避免盛名所累，他很早就为自己谋划退路。
他选择用贪污受贿来自污，但他的贪污程度，应该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梁睿的贪赃枉法是确定不移的事实。
梁睿入朝不久，蜀中和朝廷之中，他的政坛对手，就召集了一百多人，组团入京，在朝堂之上，向杨坚检举告发梁睿的贪腐行为。
有告发，就一定会有勘核。
但这些告发梁睿的人，大都被定为诬陷而获罪。
但一而再，再而三的告发，终于让梁睿无法稳坐钓鱼台，他惶恐不已，他也必须向杨坚表态。
梁睿上表谢罪，请杨坚治罪。
杨坚心中通透，他非常有默契，也很大度地不过问梁睿以前的贪腐行为。
不过，梁睿的贪腐数额过于巨大，作为警示，杨坚给予梁睿的封赏，大都是虚有其名，而不落到实处。
杨坚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你梁睿已经捞得太多了，我虽然不治你的罪，但这些帐，先都记着，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一起算。
杨坚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体现了政治家的圆熟。
也表明他对于那些愿意放弃实权的北周同僚的一种态度。
那就是只要他们不反对自己，即使他们犯错违法，他都可以包容他们，让他们富贵一世，安享晚年。
但并不是每个旧日同僚都能得到这种待遇。
杨坚曾经想再次启起用卢贲。
但卢贲久处江湖之远，心生怨意，应对失旨。
杨坚勃然大怒，他直接对卢贲说：“卿若无过者，位与高颎齐。”
转过头来，杨坚对群臣说道：“吾将与（卢）贲一州，观此不可复用。”
卢贲心中有气，杨坚心中一样有不平之气。
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如（卢）贲之徒，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杨坚将闲置功臣的责任，全部推到旧日同僚们的不堪驱使，而不去正视他自己内心中的真正需求和想法。
杨坚有一种理想，他想让每一个人都非常识趣。
他想让他们都主动功成身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免“有始无终，薄于功臣”的讥诮。
杨坚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
他如所有帝王一般，有求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载于史册之上。
苏威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他骨子里和杨坚一样，也是重名甚于重命。
他心有同感，立即拍了杨坚一个马屁。
苏威心领神会地举出，可以效仿东汉光武帝对待功臣的先例，让他们厚禄赋闲在家。
“至尊仁育，复作此道安之。”
杨坚同意，遂废卢贲于家。
这种不流血的交接或渐变的人事政治变动，是新朝新气象的必然。
即使那些有能力，并且对新朝忠心之臣，杨坚出于平衡权力的需要，也有意放黜了一批官员。
卢贲代表了一个群体，他的命运也是这群人的命运。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好运。
有一批实权人物，尤其是原北周高级武将集团，由于在京城和地方长期任职，其势力已经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他们是少壮派，年纪较轻，可能成为杨坚潜在的威胁。
杨坚展现了他冷静、冷肃、冷酷的一面。
本质上而言，这些手握权力的原北周武将，才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力量源泉。
他们在一次次的征伐中，建立和巩固扩大自己在朝野的势力，然后，以家族的名义，在关陇集团之内，互相交换利益，让其群体的联系更加胶固。
这个集团，或其台面人物，思想上延续和认可了南北朝以来和君王“共治”，分享权利的政治思想。
但时代已经发生变化。
杨坚由于其根基不稳，得位不正，骨子里先天就不自信。
他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来自于他北周的同僚，那是一种实质化和严重的威胁。
以谋反被处死的宇文忻有一句名言，代表了这个群体，内心深处对杨坚真实的看法。
“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
可见杨坚虽然贵为天子，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就一定低杨坚一头。
他们认为杨坚只是他们扶上台面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他们不满意，可以随时再扶植另外的更合适的人上台。
宇文忻和梁士彦，刘昉在一个谋反事件中，已经全部伏诛，但他们这种思想，根植于关陇贵族集团内部。
关陇集团，他们是一群有能力，实力和意愿，能重新扶植新皇帝，建立新政权的贵戚。
杨坚本人就出身于这个群体，对待关陇集团，他采取了既对抗又妥协的三种不同方式。
一是用高官厚禄去吸引人。
二是用小打小闹去敲打人。
三是举起屠刀去消灭人。
宇文忻和梁士彦，刘昉以谋反罪被诛杀，但他们在地下并不会感到孤单。
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多的老朋友，会和他们相聚于九泉之下。
杨坚在对待和处理这个集团时，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他既需要这个集团的支持，去维系帝国的统治，也需要时刻防范被这个集团抛弃和背叛。
这种压力和担心贯穿于整个隋朝，也贯穿于文帝和炀帝时代。
有隋一代，这个势力，随时想再找寻可以给他们更大利益的替代者，事实证明，最后他们确实选择了另一个代理人，那就是李渊。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帝王，李渊一族同样也是出自于关陇集团，李渊面对关陇集团的压力，并不比杨坚小。
终隋唐二朝，关陇集团和社会上顽固的士家大族利益集团，都具备左右朝政的力量，他们与时俱进，不死不灭。
即使某个时期，沉沦落魄，但春风吹又生，直到三百多年后，一场席卷全国，杀遍天下的起义，将他们从身体上消灭，才彻底摧毁了盘踞中国社会几百年的，大家族，大势力，大利益的布局。
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那种远古的流风余韵，似乎也不再余音绕梁。
杨坚非常现实。
他因时因地制宜，对于集团内的对抗，他需要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
比如，对于太师于翼一族，他就采用了敲山震虎之法。
在杨坚最艰难困苦的创业年代，幽州于翼和晋阳李穆的效忠，实际上是把半个江山送给了杨坚。
因而，在杨坚篡周立隋之后，李穆为太师，于翼为太尉，都位居于人臣食物链的顶端。
于翼的太尉更是人臣之最，三公之首。
和李穆的自然老死有所区别，于翼晚节不保，他面临了一场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