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废立太子，就是一件收获巨大，风险也极高的大事。
当时隋朝的太子是杨坚的大儿子杨勇，但他的储位并非完全不可动摇。
杨坚的二儿子，晋王杨广才是真正得到杨坚和独孤皇后欢心的人，阴谋家们第一次在隋朝引发了太子废立之事的讨论。
他们两面双刀，押宝到皇太子杨勇的身上，又向杨广表达忠心。
这是一种挑起竞争，搅浑池水，分散投资的策略。
只要他们挑起事端，这种微妙而敏感的话题，一定会让朝卧，甚至皇帝本人，也会被带入某种节奏，情势越混乱，就越能获利。
他们播下的这一颗罪恶的种子，要到十多年之后，才真正生根，开花结果，并成为隋朝极盛而衰的转折点。
本质而言，这种首鼠二端的骑墙行为，不过是政治投机，为自己谋私利而已。
但他们这个小集团中，却出现了几个身份微妙的人物。
刘昉等人，不过是以无赖近臣身份得幸于北周天元皇帝，在朝野之间并没有深厚的根基。
但参与谋乱的另外几个人，却都是出自于关陇贵族集团，其中李询是太师李穆的亲侄子，而元谐是北魏的累世贵胄，又是杨坚少时的同学，更是最早一批向杨坚表示忠心的的元老级人物。
当年杨坚阴有篡立之志，元谐便曾推心置腹地对杨坚说过：“公无党援，譬如水间一堵墙，大危矣。公其勉之。”
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话，但于杨坚而言，却足以收获一份忠诚和自信。
杨坚禅让之后，曾经不无得意地对元谐笑着说：“水间墙竟何如也”
他们二人有足够的级别和身份，他们虽然并不想推翻杨坚的统治，但他们足以代表了旧时贵族的某种不满和抵触情绪。
传统贵族们，怀念北周武帝时代那种共创大业，共享大权的黄金时代。
现在，他们对于要集权，要集中，要集约的体制，要独尊杨坚一姓的制度和风气，心生抵触。
他们的反对和反击是有限和充满试探性的，他们并没有直接反对杨坚本身，转而反对实施这种制度的新的领导核心高颎，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这是关陇集团和杨坚第一次的较量。
太子之争，表明了朝野的关陇集团具备搅乱局势，浑水摸鱼的能力，但那是一种长期的隐性压力，他们跨出攻击的第一步，是尖锐而急切的。
杨坚敏锐地嗅到了这种危机，高颎也立即感受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的直接压力，他立即递上了一纸辞呈，请求将自己的位置让给苏威。
苏威虽然没有尺寸之功，但他是关陇集团中根正苗红的一员。
杨坚对于刘昉等人的谋乱采取了怀柔的政策。
他知道，他的真正对手不是明面上的刘昉，而是其背后影影绰绰的关陇贵族武将集团。
杨坚在查清楚这个小集团的活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表现出少有的宽宏大量。
“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安抚了所有参与人员。
他甚至没有杀戮一个人，哪怕是找出一个替罪羊。
相反，他为了安抚李穆，并消除他的戒意，特地下了一道圣旨，大加褒赞李穆的不世功勋和为国为民之高风亮节，然后才谈及他真实的目的。
“自今以后，虽有罪愆，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这实际上是对关陇旧贵族的妥协，这也是明面上的态度，以安抚李穆，还有和他同一心思的武将们。
为了进一步笼络关陇贵族，在高颎的辞呈递上来后，对于这个自己的家臣，还有自己亲自选定的代言人的辞职，他立即给予批准，这更是一种明显的示弱。
当然，高颎的位置不能让苏威兼领。
一是苏威本身已身兼五职，更重要的是，杨坚需要找到一个更加中立的人物，一个更为关陇贵族集团和皇权所认可的传统人物，来接替高颎的位置。
杨坚深深地知道，虽然他自己本身也属于这个集团，但和关陇贵族中武将集团的摊牌，还远未到时候。
杨坚需要忍，也需要时间。
他选择了赵芬接替高颎的位置。
赵芬跟随北周太祖宇文泰起家，北周末年已挤入东都洛阳的核心权力层，他在杨坚平定尉迟迥等三方之乱时，向杨坚效忠，所以是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过渡型人物。
这一回合，以杨坚暂时避开关陇集团的攻击锋芒，示弱安抚而结束。
关陇集团虽然看似取得成功，但并未取得实际性的战果，相反，他们让杨坚产生了戒意和防备。
随着时局的发展，当杨坚的力量越来越强时，形势会发生逆转。
杨坚在等待一个反攻的机会。
他知道，这个机会一定会到来，但他想不到，他的反击差一点引发一场非常严重的颠覆性的灾难。
杨坚刚登上皇位，他就已经着手安排关陇贵族和武将元老们。
他将历史上最尊贵而有实权的三师和三公位置，剥去实际的权力后，用来安置那些功高不赏，又掌握着可怕实际力量的元老勋贵。
比如李穆任太师，于翼任太尉，王谊任司徒。
这些官僚顶层的官职，随着他们三个人的自然老去和死去，也再没有有人继任，可谓有其位而无其人。
这本来也是杨坚一种权宜之计，外示尊崇，实夺其权的安置之法而已。
这些虚名，对于长期和北周统治者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关陇贵族而言，不过是隔靴搔痒，他们可以看得出来，杨坚想抢他们碗里的肉。
刘昉的五人同盟不过是风雨欲来之前的一道小菜，关陇集团和杨坚都只是试探性地出手，并小心翼翼地留意对方的反应。
杨坚处理刘昉的五人同盟，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的余地，给予关陇集团无限想象的空间。
他们征战于沙场，夺利于虎口，他们一直还保持着尚武奋进的风格。
于是关陇集团决定来一场硬仗。
这一次参与的都是实权型和久经战阵的核心人物，他们的目标直指杨坚。
他们脱下了温情脉脉的外衣，直接想颠覆新生的隋朝政权，进而取而代之。
宇文忻直接说出“帝王岂有常乎？相扶便是。”
这是典型的北周军政一体化下的军政斗争理念。
参与的人员，全部是原北周的军政核心比如宇文忻，梁士彦，而其中牵线搭桥的自然便是心怀不满，造反成性的刘昉。
刘昉经过五人同盟事件之后，知道自己暂时虽然没有被清算，但他太熟悉杨坚，秋后算帐是必然的，自己不管如何做，悲惨命运都不会改变。
既然如此，那不如干票大的，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此心一起，他便混迹于各军政大臣之间，以便察风观气，寻找机会。
要找到同样心怀怨恨的实权人物并不难。
杨坚虽然建立新朝，但其上位不过是适得其会，并非自己艰苦奋斗而来。
因而，在他昔日同僚之中，颇有种取之不武，难以让人口服心服之感。
关于这一点，杨坚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诏书中说：“（杨坚）起自布衣，入升皇极，公卿之内，非亲则友，位虽差等，情皆旧人。”
他并没有压服同僚的武功和智慧，一朝荣登九五，和往日同僚便如云山隔海。
往日同僚，今成君臣，双方的心态和认知如何去同步调整，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既然杨坚本人都持有这种心态，那朝廷之中持有同样心态的文臣武将，自然为数不少。
刘昉深知其理，他知道自己迟早可以得遂所愿。
他通过一个女人，终于牵线搭上了这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