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相公汴梁时月第五百三十三章注定的结果汴梁，比武大会。
此时，场上只剩下了三名参赛者，除去使用各种手段，到现在依旧留在场上的莫迪之外，还有两个是从一开始就奋战到这一刻，继续留在场上的存活者。而虽说看上去是一个三人混战的局面。但是莫迪却发现，除了自己，其他两个存活的参赛者，却都是一副要围攻自己将自己淘汰掉的架势。
这就要说说古代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厌恶的事物了。
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麻的五代十国。
武人统治的时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是高危的职业。梁太祖朱温、闽主王延钧、赵王王容，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等人都是死于儿子之手。兄弟相残更是司空见惯：梁太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到梁朝灭亡时，8个儿子一个不剩。五代14帝中，除唐庄宗、周世宗留个了几个子嗣外，其余12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斩草除根。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通过“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
在成为皇帝之前，赵匡胤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司令。他深知在这个职务上，一个人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这个职务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赵匡胤又把军事指挥权和军队调动权分开。这就从制度上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为了降低人们对武官职务的兴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见了文官，总是自觉低人一等。
开国十年之后的开宝三年，以一条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军州的宋太祖颁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显然不想再有第二个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孙赶下皇位。赵匡胤的子孙们十分重视祖宗的这条“祖制”。淳化二年、天禧五年、景佑二年、庆历八年、嘉祐七年、宣和六年、宣和七年，宋代七次颁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种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围从首都扩展到了全国，武器种类则从兵器扩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
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来开荒种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却下诏禁止老百姓再使用这种刀：“川陕路不得造着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诏重申此令，并规定，不但使用者有罪，连造刀的人都要严惩。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他又设“三司”来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在地方上，他同样也大行其“分权”和“制衡”的秘诀，规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许三年。为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他为各地知州设立了名为通判的副手，来监督知州。他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财政，取消地方上的财政处理权。
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
宋太祖显然是一位爱读历史并且热爱思考的武人。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制度设计上表现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无人可及。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在宋代，将军们不管立了多大功勋，也难有文臣那样的风光。有人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话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身家安全的结果，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清操。
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
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除此之外，其实从商者的地位，在宋代是有一些提升的。
虽然我国商业兴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个特殊阶层，社会地位并不高。自西汉以来，各王朝都在扶持农业打压商业。尤其是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准”物价，使商贾“无所谋其利”；盐铁专卖、手工业官营之制来制约工商业发展；禁止商贾之家占有土地；规定商人另立户籍，且地位低于普通农民；不准商人子弟涉足仕途，进入官场，加上“算缗令”和“告缗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产，严重束缚了商业的发展与扩大。“农之为本，商之为末”、“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延续千年，导致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商人一直都是社会底层人民。其实，在早期的古代社会，商人地位并不低下。“重农抑商”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战国中后期，西周时期实行“工商食官”，一种政府占有工商业者并进行垄断性经营的制度。
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开始松动，独立的商人相继出现，各诸侯国都开始重视商业发展，许多大商人还活跃在政治舞台，比如：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范蠡、齐国国相管仲、齐国大夫鲍叔牙等，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在当时人们已经对商业有了粗浅认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想要快速赚钱，还得发展商业，重视商人。
战国中期，统治者们对工商业的政策又发生了变化，“重农抑商”的思想渐渐成为主流，这还得归功于商鞅。商鞅觉得农业是“本业”，商业是“末业”，弃本求末之人皆是游手好闲之徒，都应该罚去做奴隶！
也就是他，在变法时变着法儿的打压商人，压制商业发展。不许商人经营粮食生意，还要给商人加重税，让老百姓都觉得做商人没前途，从而乖乖去种地，商鞅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自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下滑，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甚至将工商称为“五蠹”，农民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收获粮食，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益处，而商人买进卖出，靠耍小聪明赚钱，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啊！经过法家几代的人辛苦努力，“重农抑商”终于成了主流政策，一用就是千年。
商鞅、荀子、韩非子及各朝代统治者目标一致地降低商人社会地位，鼓励农业，抑制商业并不是出于偏见，而是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康，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农民种田辛苦劳作一年到头赚不到几个钱，而商人和手工业者赚得有多又轻松，封建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可以转行的佃农，农民看见商人赚钱“便且利也”，自然想转行，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大家都经商去了，谁种田啊？所以统治者们才会“重农抑商”，让老百姓觉得商人是个苦职业，被人瞧不起税又多。宋朝建立前，是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经济严重受损，北宋建立后并没有等待经济自然恢复，而是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农业、手工业、商业多方面入手，使经济快速恢复。首先，农业仍在宋代经济发展的首位，改进农具，奖励开垦荒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其次是手工业，指南针、造纸术、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航海、出版、纺织、矿冶等各种作坊规模越来越大。
农业、手工业的规模直超前代，商业发展势必会成为新趋势。农民有了余粮，就有了专供出售的农作物，就有了收售粮食的商人。制造铁艺、瓷器、布匹的手工业者自然需要寻找买家进行销售。贸易越来越多，集市越来越大，甚至有些粮食物品已脱离产地，销往其他城镇。加上宋代坊市制度取消，大城市的商业活动愈发繁荣，商人的势力不断加强，地位也顺着水涨船高。
最为显著的是，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宋初，商人还如前代一样禁止搞仕途，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人参加科举的禁令已有松动，虽然要求有“奇才异行”才可入仕，但对于长期以来禁止商人入仕的观念相比，宋代的商人已有了很大提升，至少在法律上提供商人有了入仕的依据，富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解除权力中心。除了科举考试，富商们还可以买.官。宋朝冗兵、冗官，朝廷财政压力极大，所以常通过卖官来筹集军费和必要开支，商人有钱但没地位，买.官制度一出，钱就可以变成权，社会地位自然会提高。宋徽宗时买.官达到高峰，一人买.官还可荫及子孙，“捐钱千万，则可任三子”。
此外，宋代的知识分子们对商人的看法也有很大改变。一直以前商人都是被社会鄙视的群体，“无商不奸”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将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士”最尊贵，“商”最低贱。但在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眼中，商人并不低贱，就如范仲淹在《四民诗》中问道“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不少文人士大夫皆与范仲淹持相同观点，在社会对商人观念改革中起重要作用。最后，从宋代商人税的变化中也能看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宋初，为保护商业流通，商税较轻，商业得以发展，经济趋于稳定后，宋政府便不再减轻商税，反而越加越重，毕竟商税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上宋代军费俸禄等支出无度，政府压力山大，商税越来越重，强行分割商人利润，商人也很头大。
不过宋代重商税的目的与前代不同，前代主要目的是保护农业，而宋代是依赖这笔钱来维持开支，“州郡财计，除民租外，全赖商税”，这也从侧面反映“商”对宋代有多重要。
宋代虽然商业繁荣，但毕竟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加上长期以来“重农抑商”思想的引导，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一时难以转变，商人若想根本摆脱“贱者”的地位，还需要长时间努力。不过对比前代，宋代的商人可以入仕、可以大规模从事商业活动，“商税”还承担宋政府重要收入，商人的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
而当下，之所以莫迪会陷入到一个被围攻的局面，主要还是之前他用的方法确实是不怎么合适。虽说今天来参加比赛的，除了富弼的儿子富绍隆之外，大多数都是习武之人，而且都是粗人，这些人当中虽说也有想要考取功名的，但是更大一部分，也都是市井小民罢了。大多数人来参加这次比赛的目的，其实和莫迪差不多，都是为了奔一个好前途。陆垚的名声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最近汴梁城中可以说是独领风骚的人物，而且人家有真本事。不单单是生意做的好，现在科举考试也是探花，第三名的名次，将来就是枢密副使，还要建功立业。这种人举办的比武大会，谁都想掺合一下，到时候若是能帮着陆垚办事，自己的未来也一定是前途无量。
而正因为今天来参加比赛的这些人，大多都是这个心态，而且他们的身份也是武者。所以，他们就更瞧不起莫迪这样的人了。虽说，莫迪自己还是会一些功夫的，不过，和这些人相比，要说是三脚猫的功夫也差不多。而今天来参赛的人，都是武者，他们崇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用武功论胜负。当然，倒不是说他们没有考虑过计策，但是一来确实他们不是擅长弄智谋的人，二来，莫迪用的这些方法，和寻常擂台赛的关系其实也不大，这是一个武者汇聚的擂台，但是莫迪采用的这些方法，倒像是文人在做政治角斗或者是派系斗争时候运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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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背后偷袭，用言语挑拨其他参赛者的关系，然后自己从中获利，在这些参赛者看来，这莫迪用的这些方法，都不是正经练武之人该用的正面决胜负的方法，可以说，他用的这些方法都是为习武之人所不齿。从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参赛者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莫迪这个机会主义者在出手的时候做的干净利落，也很少有人发现。但是刚才在比赛进入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场上当时只剩下了十个参赛选手，而在莫迪自己的语言煽动以及徐方的主动请战下，最后六名选手选择围攻黎成。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作为这个计划的发起者，莫迪最后自己倒是没有选择嫁入到围攻计划当中来，而是选择从另一方面和黎成打起了配合，可以说，最后黎成与那四个人淘汰，完全在莫迪的计划当中。利用黎成的个人能力淘汰掉两个人，而自己这边也是找到机会淘汰掉两个选手，毕竟当时大家都是以黎成作为攻击对象的，很难发现莫迪的行动轨迹，更何况，莫迪找机会的能力非常突出，这当中，黎成在发现莫迪的意图后，也是刻意在给莫迪制造机会。最后在莫迪和黎成的配合下，将围攻黎成的六个人，淘汰掉了四个，这是一个莫迪非常想要看到的结果，而同时徐方和富绍隆双双被淘汰，这样场上剩下的人也就只有三个了。
而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莫迪的套路和这些被武者们不耻的手段，已经被其他两个参赛者尽收眼底。作为武者的他们十分瞧不上莫迪这种文人用出的阴险的手段，所以现在二人打算围攻莫迪，将他淘汰掉。
当然，莫迪对于自己现在的处境也是非常明白的，他刚才选择出手的原因，就是想要看到最后场上只剩五个人以内的存活者，本来他的计划是还剩下四个，但是现在富绍隆和徐方都被淘汰了，想要从三个人当中胜出，莫迪觉得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莫迪面临的就是一个注定的结果，要么被淘汰，要么直接战胜两个人获得最后的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