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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五百五十四章禁造官样空白期

永乐和之后的宣德时期,是瓷器生产的一个巅峰。
这一时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
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
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
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器型。
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
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
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
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
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
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
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
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
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但是,永乐之时,已经确实有这种款了,特别是四字的永乐年制款识。
永乐款,是明永乐官窑瓷器款识的统称。
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于永乐年间,并成为定制。
但绝大部分不书年款,少部分带有年款的,可分为青花料或釉里红料书写款、锥刻款和模印款三种。
款识字体以篆书最为多见,另有个别楷书和行草。
篆书款是永乐官窑瓷器上最常见的一种,目前所见皆为“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排列。
锥刻款和模印款,主要见于永乐单色釉瓷器上。
位置在内底心或内壁,款字作两行排列于葵花心或单圈内。
模印款,主要见于甜白釉薄胎印花器上。
锥刻款,则主要见于永乐红釉或甜白釉刻花器上。
永乐年款,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笔道流畅,笔画转折浑圆,结构严谨。
永乐年号款,常见的边饰主要有单圈、龙凤、花边、轮形、云纹、椭圆双圈。
还有单圈外加花边、单圈外围饰云纹等。
边饰的形式多种多样,描绘精细,这也是永乐年号款的重要特征之一。
永乐初年,明代皇廷在jdz设置御器厂。
烧造的御器,是景镇最早的官窑款。
永宣瓷器十分出名,之前陈文哲就涉猎过,他也收藏到了宣德时期的不少珍贵瓷器。
所以,对于这方面来说,这一次陈文哲反而不想研究的太深。
他反而对接下来的三个朝代,更加上心,因为这就是历史上十分出名的一个空挡,也就是着名的空白期。
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
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
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
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
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澹雅,与成化器较接近。
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
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
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
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
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
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
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
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
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
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
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
景泰开始的款识,是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
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明代官窑底款发展演变过程,还是十分有意思的。
当然这一时期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也是从这一时期,我们长见的瓷器官款,才正式出现。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明代瓷器的生产制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其中永、宣二朝为高峰。
中期: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
其中成化时期的瓷器最着名,素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
晚期: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
受到地理大发现、商品全球化和货币白银化三大因素的影响,嘉靖,万历时期的瓷器产量和外销规模,达到了明代顶峰。
明朝建立之前,景镇的瓷器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款识。
永乐以后,官窑瓷器开始出现署上有本朝的年号款,以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独特性。
而民窑产品,主要以干支款和图记款为主。
最常见的是用青花书写,此外,还有暗刻、凸印和矾红等款。
其实,官窑瓷器书写年款,最早可以追朔到宋代,但并不多见,更没有形成体系。
例如,宋代建窑部分器物足底见有“进琖”、“供御”刻款,以此作为贡品之铭文。
弯弯故宫博物院馆藏有数件器底刻有“奉华”、“蔡”等字样的汝窑器。
其中“奉华尊”是宋高宗最喜欢的一件汝窑器。
这一点在陈文哲烧制汝窑瓷器的时候,就专门彷制过。
“奉化”二字,相传是宋高宗宠妃刘夫人所住的奉化宫。
带有这两两字款的瓶和尊,是刘夫人宫中陈设的瓷器。
接下来就是定窑,定窑中有一些北宋时期带“官”、“新官”刻款的器物,也被认为是进奉宫廷的专用瓷。
元代一些白釉瓷上,模印有“枢府”二字。
还有“太禧”、“东卫”、“福寿”等。
除此之外,极少见其它落款。
瓷器底部正式书写帝王纪年款的做法,始于永乐朝,但与后世相比,仍然不普遍。
宣德时期,皇帝喜爱夸耀张扬,并且在“仁宣之治”形成的盛世氛围笼罩之下,个人的欲望颇为膨胀。
也正因为如此,宣德时期的瓷器官款就真正形成,而且还形成的十分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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