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么……”默然半晌，宗泽方悠悠叹了声，看看冯过：“你倒是看的通透。”
冯过轻声说道：“都是明摆着的事，只在于想不想去看清并接受且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常年积疴病入膏肓，哪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啊。”宗泽面色凝重：“国朝对待农民暴动跟其他朝代以剿为主的政策不一样，以招安为主。本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是比较重视民生的，但是土地兼并最严重的就是最顶层的利益阶层，朝廷不可能为了招安农民起义，去抑制土地兼并，损害最顶层统治阶层利益的，宁愿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也不能动特权阶层的利益啊，这个道理古今都差不多，于是朝廷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政策，用国家财政去招安这些农民起义，把他们编入到地方厢军队伍中。厢军是地方杂牌部队，战斗力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待遇也差，但好歹能活下去，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个现象，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造反起义，然后朝廷招安编入军队，首领能当个中低层小军官，小喽喽也能当兵成为厢军，待遇差而已，反正是能活下去了。”
他似也是一吐为快了：“当年太宗皇帝派官员柳开招抚常州润州一带的小寇，然后柳开自掏腰包，招抚了这些农民军，起了带头作用，后面的官员纷纷效仿，但朝廷总不能一直让官员自己掏腰包啊，那样朝廷还有什么面子哦，于是只好用国家财政的钱来招安了。然后地方官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就算几十个人造反，地方官也要招安，上奏朝廷，写进史书，成为自己的政绩，而且官员可以明目张胆地吃回扣，比如朝廷为了招安农民起义军，拨下来十万贯钱，招安的大小官员首先瓜分掉一部分，有良心的可能只瓜分个三成四成，没良心的可能就瓜分掉七成八成了，然后剩下的才会拿去招安农民军。然后还要看农民军首领的人品，人品好的，可能不会贪墨或者贪得比较少，人品差的，把拿到手的招安款项再拿掉一大半，再分给那些小喽喽，最后到小兵手里的，可能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形成惯例了，成了一条产业链，当官的都把这种事情，当成了发财刷政绩的好机会。”
冯过唇角含着讥诮，忍不住接话道：“造反成本低，反正穷途末路时便接受招安。当官的也不怕治下有人造反，正好可以籍机上下其手、捞个盆满钵满。这样的事，到头来你好我好大家好，想想倒似是多多益善的。”
宗泽看冯过一眼，张了张嘴，想辩驳，心中却是认可了这种看似荒谬的说法，唯有长叹一声。
他又何尝不清楚大定现状，忧心忡忡却又无力回天，徒呼奈何矣。
自古以来，各朝各代对百姓的剥削掠夺就脱不了两个套路，一个是名目繁多的赋税，另一个是各种差役、兵役。换句话说，就是朝廷既要钱，也要人，所谓“我全都要”便是如此。
本朝继承了中楚以来的两税法，财政收入极高，这些赋税收入大多来自农民所交纳的田赋、商人的商税。然而，农民除了向国家按期缴纳一定的赋税外，还有额外的杂税，这就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农民依靠土地的收成根本承担不起高额的赋税。当初方腊鼓动暴乱时发表的演讲可以说准确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
差役和兵役也是农民的沉重负担，差役就是农民为朝廷劳动的义务，而兵役更好理解，就是要为朝廷卖命。陈胜吴广起义算是差役和兵役酷虐导致的一个典型起义案例，而千年后的大定也不例外。
本朝还喜欢将罪犯刺配戍边、把一些流民编入军队，因此士兵哗变也成了大定农民暴动的一种形式，屡见不鲜。
崇宁帝是一个不称职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是不问政事，贪图享受，讲排场、比阔气，沉浸在个人爱好之中。
统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生活，而老百姓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腐败生活是建筑在老百姓饥寒交迫的生活之上的。以蔡京为例，他的住宅非常豪华，有树木如云的大花园。家内享用极端奢侈，做一碗汤要杀几百只鹌鹑。家中伺婢成群，厨房中分工很细，专管切葱丝的婢女竟不知道整个包子是怎么做出来的，只管切葱丝就是了。
皇帝喜欢园林建筑，奇花异石等，蔡京、童贯、朱勔之流就组织力量到全国各地去搜刮，还专门成立了苏州“应奉局”这样的机构来办理这些事情。他们就打着皇帝的旗号到各地去搜刮民脂民膏，乘机中饱私囊。
浙江淳安更是常定王朝剥削最厉害的地区，因此这里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就特别的尖锐，特别是“花石纲”一事，劳命伤财，闹的百姓是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可谓“普天之下堆满了干柴“，方腊之乱一触即发。
本朝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了？
还真如冯过所言，主要是起义的成本比较低，好处比较多。
大定实施“守内虚外”的政策，大量的兵力屯集在开封周围，其他地方放的兵力比较少，而且这些地方，军队的能力也相对不足，所以农民运动很容易爆发起来。
而农民运动爆发以后，朝廷实施严厉打击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时候采用招安的办法，就是和农民军达成和解，领头的人被封个什么官，然后分到各个地方去。就算是打击，也没有像历朝历代那样，对起义军领袖采用凌迟处死，诛灭九族办法。
这真够讽刺的，造反居然有百利而无一害，既如此，为何不“造”个“反”玩玩？说不定还是一条晋身改命的康庄大道呢。
农民造反，官员趁机从中牟利，这种怪象根源在上而不在下。他宗汝霖远非大定最聪明的人都可看透这一切，自也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些。但现今的大定已是疾在骨髓，积重难返，皇帝及一干奸侫臣工只当不晓，他便是大声疾呼又能如何？
永远唤不醒装睡的人啊。
冯改之能看穿表里，这让宗泽很欣慰，至少是吾道不孤。唯有这等后起之秀多了，大定方有希望哪。
他之所以在冯过面前“披露心声”，一来是想拉近距离，再者也是鼓励其畅所欲言……你看，我宗泽也说了这些犯忌言语，等于将把柄交到了你手中，所以不必担心。总之，他是有“私心”的，想着能把冯过拉到自己在走的这条路上来。
大定之疾虽重，但似乎是可以抢救的，并非全然无解，“万恶之源”还是在“三冗”问题。
宋祁在上疏中说：“天下有定官，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多而无数，三冗也。”也有人认为，三冗指冗兵、冗官、冗费。不管怎么说，冗官、冗兵、冗僧道，自然就产生冗费。“三冗”问题已成为大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之，依汝之见，三冗之难可解？”宗泽似是发了一通牢骚，又换了一个话题。
“任何从系统内部产生的问题，从来就无法用内部手段解决，只能缓解。如果要解决必须动员外部力量。”哇哦，我非神仙呐，这么高深的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在宗泽注视下，先给三冗下了断论，冯过又清了清嗓子，筹措着用词：
“之所以会产成冗兵、冗官、冗费自是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冗兵的产生源于对军队的收买。朝廷要解决强势军头威胁中央的问题就只能依靠文官，但军队又是国家的支柱。如何在贬低军人地位的同时还能得到军人的效忠，那就只能用钱收买。当军人都变成一群毫无荣誉感的寄生虫时，虽然无力威胁中央，但也无力抵抗外敌消除内患。那就只能不断增加军队数量，用量代替质。所以不解决军队孱弱的问题，根本就不敢裁军。”
“冗官的产生源于对士大夫阶层的收买。凭什么让士大夫效忠？加钱呗！本朝官员的待遇之高，政策之宽松，是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在加待遇的同时，为了地方分权还增加了很多编制，地方最高长官已经是转运使、安抚使、提刑使、常平使四位，各自又有各自的行政班子，再加上士大夫身边的各种亲戚关系户也要被拉进来吃财政，官员数量每年都要创纪录。”
“朝廷因为对文人和军人的收买政策，只能自保无法出击，政权的合法性始终存在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那么多吃官饭的闲人。最终这些都需要靠钱来解决，冗费的问题就成了老大难问题，你要是想解决就会威胁到生存。所以即便王安石这种所谓的拗相公，再拗也只敢开源，而不敢节流。而增加的那些收入，转眼就被三冗吃掉了，谈何富国强兵？”
说到这里，冯过戛然而止，很是突兀地收住，这话题原也就是随口一说，想解决也不是不行，换皇帝换大臣还得转换观念，能成么？自然是不成的，那就唯有等待破而后立了。但这种思想显然是大逆不道的，想想就罢了，可别瞎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