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爵是君权分配的重要表现形式。爵位的加封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拟定字号，其背后透露的政治信号往往有着更深层的寓意。例如地位最尊贵的王爵，在爵位加封的时候，字眼上也会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有的封号是一个字的，有的是二字的，别看字数差得不多，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差距却很大。
爵位制度从实行上就可称得上是繁文缛节，以大定为例，特别规定了封号的三个等级。单单是一字王，王爵的封号来源就分成了大国，次国，小国三个等级。
其中，大国主要有秦、齐、魏、燕、楚、鲁、陈、吴、越、夏、商、周、汉、唐、徐、冀、雍、扬、益、镇、邓、邠、兖、荆、郓、凉这些国号。原本“晋“也在其中，但由于太宗常严以晋王身份登基，所以晋国不再作为封国。
次国主要有卫、郑、蔡、许、代、瀛、岐、随、邢、泾、广、福、华、宿、密、苏、相等等。小国的名号就更不胜枚举。这个时候，针对一字王的封国已经明文规定了大小之别，更不要提“二字王“的命名之细琐了。
“一字王”与“二字王”的等级差距体现在荣誉感上是十分明显的。举例来说，作为不重要的关系疏离的宗室成员，“一字王”的头衔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花环，若想振兴家族的枝系，除了要与皇帝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还要尽可能多地建立功绩。
除了等级和荣誉的差距外，这两类王在待遇上也有着一些差距，每月皇室都要为王爵们发俸，一字王的薪俸也要远远多于二字王；在一些重大的礼仪场所，一字王身居高位、座位靠前，而二字王就要坐得偏后；商议国家大事时，亲王的参与度也要高于郡王，两者的差距从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字王”与“二字王”的地位差异渐渐拉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封对象的不同。皇帝作为九五之尊，集权的理念贯彻始终，分封也是分权的一种体现，自然要落实到最亲近的人身上去，例如皇帝的儿子和亲兄弟一般都被封为象征更高等级的爵位，而宗室子弟和一些功臣、外臣而只能受封等级略低的爵位。
当然，二字王往往是授予外臣，因为皇帝是不太情愿给臣子封王的。爵位的授予也是亲疏有别，因此一字王与二字王的区别，不单单是荣誉和待遇的差别，还体现着皇权统治的集权的一贯思想。
本朝虽不禁宗室成员出仕为官，但不许皇亲宗室的人领兵而且也不许出任宰相，也就是说不能做很大的官，就亲王府官属的数量来看：只有其官而未尝除授，长史、司马、咨议参军不常设，设翊善一人、王友两人、记室参军一人。其他国公以下几乎没有自己的属官。
当然，本朝的“王”都是有封地的，只不过不允许蓄养超额私兵，校尉及士兵基本在千人左右。
不过，百余年来，大定历朝皇帝皆子嗣不旺，甚至有弟接兄而登大宝者，是以分封在外的王爷并不多。
另外，大定皇室有默契，即”共富贵“，老皇帝去世没有太子的时候，几个主要的王、太后、重臣组成类似”临时联合执政“的班子，挑选新皇帝。不在京城的王几乎就是被排挤出了权力班子，所以王基本都不会出京，再加上本朝王很少，所以亦鲜有出京赴封地者。
但崇宁帝常佶却是瓜瓞绵绵，时下已有十八子，成年者十三人，自是要去封地的。
沁河畔的沁源县便有一位封地在此的亲王，乃是当今皇帝的九子、康王赵构，王府便在“沁园”。
乍闻此事，冯过心下顿时有千万匹食草动物飞驰而过——晒唔晒咁嚟谱？
这位康王呀，好吧，冯过承认这个时空和那个时空是有所不同的，不能先入为主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他能没见过正主，先勿乱下评论，即便其正是“宗室官田”一事的当事人，那也得先了解事件始末，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嘛。
所谓的“宗室官田”即宗室所分得的官田，亦名职田。五代时期，职田废除，至大定真宗咸平二年，沿整制复置职田制度，拨出官田做职田。定朝廷的目的在于“养廉”，以使官员“中才之类可革于贪心，上智之人益兴于廉节”，也就是说使得官吏有了更多收入，那么聪明的人就不会去冒险做贪赃枉法的勾当了。当时的设计是“边远小州及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以“立夏为断”，或以“芒种为断”发放收益，也就是在立夏或芒种两个收成期给官吏发放职田的收益，如果遇到换届官员，那么“断”之前的收益归上一任，“断”之后的收益归下一任。
官员可以将田地“以浮客充”，允许下户（贫苦老百姓）租佃，称为“租佃制”，佃户“招置客户”，但规定每顷不得超过三户，也即每户只可以租赁三十多亩。
为了免于纠纷，或规范官员的种种行为，避免官员巧取豪夺、你争我攘，制度在执行的时候增加了一些列的条例：
一、“无得侵扰客户”，不能扰民。
二、“佃户仍免乡县差徭”，参与职田耕作的农民可以免徭役。
三、“如有灾伤，并准例镯租”，如果遇到灾害收成不好，可以免除租子。
四、“臣僚多占职田或取租者，计赃坐之”，官员超过配额占取的利益，属于贪赃。
五、“原无田而率配人户者，以枉法论”，官员没有职田却收老百姓利益的，属于枉法。
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其实存在着太多的弊病，“官吏不务至公，或差遣之间，徇于绕竟，或横敛之间，害己人民”，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实施的时候，不仅官员更容易怠工，还伤害了百姓的利益，导致仁宗天圣年间曾一度废除职田。但是一旦废除，“吏以贿败者多”而入狱，因而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职田制。因为受制于定朝官僚体系的效率，监管极为不利，虽有条文，却缺乏约束。
元丰初诸路共约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七亩。职田佃户召浮客(客户)充，每顷不得过三户；公人及主户不许租佃。稍后又规定，第四、第五等主户亦可租佃。地租有实物分成租，也有实物定额租，后者日占优势，以致朝廷规定，职田租课并折纳现钱。职田免二税和沿纳，租入全归各外任官分享。贪官污吏往往非法多占职田，以重租、折变侵渔佃户，至有无田而令民纳租者。
康王贪不贪不清楚，运道却是够衰的，他名下有官田数百顷，但皆不毛之地。
分得这些歉收绝收的田地拿来作甚？好听？问题是租赋是少不的了，需岁纳租万余缗，咋弄？
好办，康王府里自有能人。
经过数日调查，冯过大抵弄明白了其中道道，无非就是两个字：转嫁。
这数百顷贫瘠的不毛之地虽然不能产粮，种植果树见效更慢，但总不能一直荒芜着，沁源县数万佃农辛苦些嘛，租去好生伺弄一番，早晚能有收成的……
总而言之，这些田地即便荒着也需向朝廷纳租，这笔大开销当然不能让康王府出，那只好向当地官府施压，由沁源县想法子解决喽。
也不知沁源知县是如何操作的，那数百顷荒田悉数租了出去，万余缗田租一分不少的收齐。
但是，这些田尽是沙涂石烁，常年干旱，无法灌溉，无论佃农如何悉心播种，收成都不及正常的百分之一，莫说是交租，一年劳作下来连一个人的口粮都保不住，一大家子再如何节衣缩食，也是度日维艰。数年下来，佃农尽皆靠借贷维系生计。
田地无收成，田租缴不起，还不能不租，后果便是民怨鼎沸、悲声载道。
此事宗泽自是知悉，也曾上呈陈情奏报，但一如石沉大海全无消息。
河东民风彪悍，多有水匪贼寇，眼见着沁源县因此事有“官逼民反”之趋向，宗泽如何不着急上火？可是，事涉康王，要妥善处理属实不易。说到底，他宗汝霖在朝中全无根脚，仅凭区区五品知军之身，如何去与康王据理力争？
康王常构出身极低，他的母亲韦氏只是一个普通宫女，受崇宁帝临幸，生常构才得婕妤。
关于韦氏的出身来历，在大定算是不秘趣闻。
韦氏是会稽人，出身贫寒，在明宗年间就曾跟随姐姐到丹阳的致仕宰辅苏颂家中此后。侍寝时，因为韦氏遗尿不止而被苏颂认为是大富大贵之人，所以才送入京中的一个道观里。
后来，韦氏机缘巧合下成了还是端王的崇宁帝宠妃郑氏的侍女，与此同时另一位侍女名叫作乔氏。韦乔二人约定，日后无论谁受到了端王的宠幸，都需要在端王面前举荐另一个人。果不其然，乔氏受宠之后当即封为贵妃，并向举荐了韦氏。
不过，韦氏并不受宠，除了常构之外也没有别的生育。
而常构天性聪明，博闻强记，且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怎么看都有乃父之风。
是以，崇宁帝对庶出的九儿子还是挺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