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而优则仕，古代文人萤窗雪案，寒窗苦读，只为求入仕为官。而众所周知，当官有着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进入中央系统为京官，二则是下到地方，成为地方官，那么这两种官应该如何选择呢？
决大多数京官，尤其是中下层的，生活的寒酸都是出了名的，所谓“京官之穷，毛骨洒竦”、“京官们的生计，濒临破产是如此普遍”。
只是说，京官他们这种穷，与普通百姓比起来，确实只是一种特权阶层内比起来的穷。
一般京官的穷，最直接原因，是收入来源太少，贪腐的机会不多。
要知道，所谓京官，那可是盘踞在天子脚下的，众目睽睽，谏官们又权力太大，整天就盯着京官们，稍有不慎就要被弹劾罢官，两弊相衡取其小，自然是保官要紧，穷就穷点吧，反正大家都穷。这种心理和现况，以今衡古，其实也不难理解。比如，在我那小城，如果有县市长坐个公交啥的，那将是隔天头版头条；但在京城，部长级赴宴，乐呵呵骑着一辆破永久或摩拜的，岂会在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只因为，历代京官，虽然形式多有差异，但其收入来源，确实主要在两大项：一，工资，即“俸禄”;二，地方官的馈赠，俗称“吃外官”。一般来说，他们工资都不高，地方官的馈赠那也是时有时无，或者就是只敢接受“小意思”，有的干脆门前冷落，加上要应酬打点，多数不仅只能勉强度日，不够用还是常态。
比如，即便以秦定官员的高工资，即便是京城高官，基本上都是“京漂”，极少能京城买房的，最多只能在京城附近二线城市置产购房。在京高官，固然本身就比较清廉，但正是因为只能靠工资生活，根本就入不敷出。
更何况，大秦的“中纪委”御史台可不是吃素的，那帮人能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动不动奏你，谁敢贪
再看大定，都说士大夫们有钱潇洒，可大家始终没明白，大定京官也并非那么轻松的。比如，大定基本没有京官能够买房，除非你祖上有宅在本地。
“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寇准在大定京城高官中算得上花钱最嚣张的了，但是呢，“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就是还得租房子、住旅社、借住于寺庙。原因在于，定皇室固然给予士大夫们的待遇较好，但大定官员的考核那也是出名的严苛，谏官权力极大，稍不留意、多受几毛钱都要被参，因此京官们都会主动避免落人口实。好在大定制度完善，极少出现大贪、巨贪。
既然大家都知道京官苦逼，可为什么还有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苦熬其实吧，这个矛盾点也很好理清，因为作京官是穷，可好处与隐形福利，那也是明明白白的：信息通、机会多、人脉广、地位高、升迁快!有时也威风，京城一街道干部，下地方都顶得上一个县太爷了。
这种综合诱惑，可比单单图钱来得猛烈的多。
所以，对于一般官员来讲，如果有志于仕途，坚持作京官的多，可如果要追求生活品质，明白一点说是要捞钱，外放到地方做“土皇帝”，那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京官和地方官“官威”亦有不同。
地方官：“我爱京官有牙牌。”
京官：“我爱外任有排衙。”
排衙就是官衙中下属见长官的那个场面，鲜有官员不爱这种场面，多有官威啊，哪怕是小小的一个七品芝麻官，手下好歹也管着差役和衙吏。
“一曰乌合，二曰蝇聚，三曰鹊噪，四曰鹄立，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十三曰蟹行，十四曰鸦飞，十五曰虎威，十六曰狼餐，十七曰牛眠，十八曰蚁梦。”
京官要上早朝，地方大小“官员”也一样要按时上班啊，只是地点不同，一个是皇城，一个是衙门，但是，性质都差不了太多。这些地方官员，不论级别大小，都会带着官帽（乌纱帽）早早赶往衙门，这就是“乌合”，还真形象。
“蝇聚”很好理解，这些官员压根都上不了台面，和京官相比，地位就和那苍蝇、蚊子差不多。人聚一块，都会先彼此寒暄，嘈杂声一片，那就是“鹊噪”；然后就是“鹄立”，“鹄立”这词出自《后汉书》，就是形容大家扯着脖子站着，等待上级的到来。
这个段子妙就妙在，恰到好处的借用了不同鸟兽们的特点，来形容在衙门上班的这帮人。这不是贬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官员，只不过是借这些来隐喻官员上班的一个场面。县老爷官是不大，但一样享受被人恭敬的得意。一早就有人在衙门候着自己，这很有成就感的。
堂鼓击过后，就见“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可以试想下，看着一帮人对着自己低头哈腰，还得面带恭敬神色听自己说道，是不是有一种掌控他人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若是县老爷要视察民情，那才叫真威风呢。
前面有差役举着牌子开道，后面还跟着一帮人，有拿公文袋的，有押班次的，还有奏乐的，一路热热闹闹，好生气派。这时候，这些地方父母官还只是坐在轿子里，看不到一路百姓对他们的膜拜眼神。到了每月朔、望这两日，他们必须去孔庙、关帝庙等处拈香，这时候就要接受里三层外三层老百姓的“围观”，此时的存在感才是真正的绝对的爆棚。
是以，对于某些“不思进取”的地方官而言，远离京城、远离皇帝，可以尽情耍着威风，嘴上说着喜欢那京官的牙牌，心里没准却是想着地方上的自在。
冯过当然不会这么“矫情”。
三年来，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好似游戏打怪升级，算是通了关，成了大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希望读书改变命运并以此为踏板直至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官居一品的官员不会是好官。他冯过，但求官路亨通，方可改变一些事情。
去威胜军做通判，乃是大好事，还可避开朝堂甚嚣尘上的党争，何乐不为？
而且，此去河东铜鞮，三年方可一转，还可暂缓婚事。
其时，纳采、纳币后即完成订婚，或在当年或于三年后亲迎。虽说“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可在冯过看来，中学生结婚实难接受。是以，他内心里对于明年结婚是抗拒的，才十八岁好不好，资南嘉更是只有十七岁，要不要这么着急？
嗯，虽说有九天婚假，但人在河东，来回奔波也太仓促了，是不太可能在通判任上结婚的。如此一来，就需三年任满方可完婚。二十岁成婚，貌似可以接受。
这倒并非是他有心拖延，更非不满这门亲事，得妻若资南嘉，夫复何求？
说起婚姻，在大定无疑是最伤钱的。
司马光在《书仪·婚仪上》中曾书“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才之多少“，直白明了的道出大定社会的婚制大都为为财而婚，由此演变而来，婚姻不再是两情相悦之人的结合，更像是一场互换人质的的商业交易，亦有人云“取其妻，不顾门户，直取资财。“而其中，婚姻交易自上而下，自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至士商之间，皆存在交易婚姻的行为。
若论门第制度，士农工商，士商之间断然不能自愿联姻。然而大定民风开放，经商之气异常活跃，商人经商形势一片大好，许多朝廷官员纷纷改变思想，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大敛钱财，更是将目光放到了下一代身上，将婚姻之事作为商业谈判桌上的一笔筹码。大定科举制度大盛，进京赶考多为寒门子弟，而官场冗官现象严重，官场腐败之风盛行，空有一腔热血满腹才华，倒不如万贯家产把持在手，支撑权势拓宽人脉更为稳妥。
至此，新科进士不以为耻，竟在发榜之日将自己明码标价，毫不犹豫将自己“卖“了出去。元祐年间，丁鹭在《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中上书：“登科进士，论财娶妻，全乖礼义……亏损名节，莫甚于此。”愤怒指责新科进士不顾廉耻，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士学子的争相效仿，经商之人更是不能放弃自己能够获得的政治地位，借以婚姻之名的钱权交易非但没有在朝廷的禁止下得到收敛，反而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倒是形成一定民风，见怪不怪，叹哉。
士商联姻，官民联姻，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大定在财婚之风上与前制的不同，逐渐转为男方索取财物变多，女儿的嫁妆远大于儿子的聘礼，尤其在面对新科进士时，民间富商都盼望着为女儿求得好郎君，自己家便也能飞黄腾达，基于此，民间家中有女的富商便争相抢夺新科进士，自然将嫁妆的规格一抬再抬。
同时，大定的法律表示，家中若有未婚女子，则女子得到的财产应是男子所继承的一半，在某种程度上，让民间富商将女儿的婚姻看做对女儿的投资，期望从女儿的婚姻中得到利益。既是投资，商品经济盛行，重金主义深入人心，富商便自认为投资越大，收益越多，更是助长了厚嫁之风的盛行。
无论是婚姻交易，还是厚嫁之风，都是定人不顾廉耻，世风日下的糟粕。无论是皇室宗亲，亦或是民间百姓，都将婚姻做为牟利的工具，将士人所学的礼义廉耻抛在脑后，实为不该。不过，凡事皆为两面，大定重财的财婚现象自是不可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流传已久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风开放的历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