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时至今日，党争似乎已趋于平歇，实则只不过是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流涌动。
司马光在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是以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
这……算不算是报复性的泄私愤？恐怕唯其自知了。
他把变法带来的一切消极影响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王安石，说他不顾大局，肆意妄为，说他的变法只会让朝廷动荡，百姓不得安生。接着全面否定了新法，新法被废除。
而后，高太后对司马光更加信任，甚至在司马光死后，还将他的变法措施推行的更加彻底，并启用了大批保守党人接管朝廷要职，此即“元祐更化”。
在冯过看来，元祐更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是新党和旧派的权力之争，也是对大定王朝国运的一次赌博，实际上就是历史倒退的过程。虽然王安石新政有些措施较为残酷，但对大定王朝来说，是一次进步。而元祐更化，对大定王朝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
其中除了司马光有“公报私仇”之嫌，另一位主导这次更化者更需谴责与批判，即高太后。
高太后出身将门，其曾祖为定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大定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她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因皇朝的家法，无法出面干预。
她垂帘听政后，便成了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反对新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大定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大昌的“贞观之治”。
她本人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衣饰除朝会典礼，她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她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呈献。她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她甚至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她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理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皇帝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她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她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理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她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执政期间，她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可谓是：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后人称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然而，大定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祐时期一直延续到理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总而言之，因人易政的反覆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党争也进入不可收拾的馀地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
英宗亲政，年轻的皇帝早对高太后不满，决意要继承德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他重新起用变法的章惇、蔡卞、曾布等人，恢复新法。同时，将旧党主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贬官流放，将韩维等三十人贬官，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甚至被毁墓来追加惩罚。朝廷把元祐时期打击变法派的人称为“元祐党人”，定“元祐党籍”七十三人。在对旧党不遗余力打击的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内讧不断，相互间打压迫害，党争已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政和七年，二十五岁的英宗病逝，崇宁帝即位，但大权在向太后手中。向太后是守旧派，变法派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因此先后被贬，旧党成员又陆续回到朝廷。当年七月，皇帝亲政，他在曾布的鼓动下决意继承德宗、英宗的变法事业，任用蔡京为相继续变法。
蔡京打着推行新法的幌子，狂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为了打击反对者，他先把元祐间恢复旧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文德殿门口。接着又划分所谓“正等”和“邪等”，把自己的党羽列为“正等”，异己列入“邪等”。两年后，蔡京又把他定的“奸党”、“邪等”名单删除一部分后，定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三百零九人，其中除了旧党官员，也有章惇、曾布等变法派。然后他请皇帝亲自书写，刻石立在文德殿东墙，再由他本人抄写，令地方各州、府刻石立碑，昭示天下。
说起蔡京，亦算是宦海几度沉浮的大人物了。
常佶即住后，曾经的的变法派曾布、邓洵武力劝皇帝推崇新法。常佶改元为“崇宁”，其意是追崇熙宁新法。
皇帝的想法改变，和下面官员所献的《爱莫助之图》有关，这幅图仿效《史记》中的年表，按照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类又分为左右两栏，左边为支持变法的，右边为态度保守的。结果左边的人名寥寥无几，从上到下只有七人而已。右边则密密麻麻排列着一百多人，满朝公卿无不在列。
就是这副图，让常佶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着改天变地的志向，他选择了新法。而图上这七人最上面的名字就是——蔡京。
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如愿以偿地成为内阁首辅。
不过，崇宁四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电闪雷鸣，一声霹雳将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劈为两半。常佶大惧，他以为这是上天的震怒，于是在深夜时分偷偷命人将此碑彻底损毁。
蔡京知道后，十分懊恼，怒道：“此碑可毁，但碑上的人名则当永志不忘！”
不过，新旧党争到了此时也以新党摧枯拉朽般的大胜而划上了句号，所谓的旧党人员皆不再居高位，而“新法”也面目全非，与半山公的主张相去千里也。
现而今的大定朝堂，形成了极“有趣”的局面，那便是宦官与权臣互为援引、守望相助，是那般和谐，可谓空前绝后也。
比如梁师成和王黼之间勾结，蔡京和童贯之间相互串通，都形成了比较稳固的联盟。
宦官和辅臣的相互勾结，保证两者的权力稳固，但是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党同伐异，宦官和宰辅可以肆意打击那些不听从自己命令的官员，从而掌握朝政。同时由于宰辅和宦官勾结阻断了言路，这使得很多真实的情况传递不到皇帝耳中，造成皇帝对于局势的误判，这也是一大弊端。
崇宁朝以来，计有十人担任三公三孤，宦官童贯、梁师成、杨戬就占据了三个位置。童贯统领枢密院总领军事，梁师成统领政事一如宰辅。在宦官的包围下，常佶开始了尽情享受，比如艮岳的修建就是由梁师成主导的，聚敛钱财的西城所是宦官杨戬主持的。这些工程和政策都使得民怨沸腾，以至于农民起义不止。
但是大定设置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宦官势力的极度膨胀，使得宦官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政治群体，只能成为君主权威的代表，故而在梁师成和童贯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他们能够凭借君主的宠信成为左右朝政的大员，但始终没有作为政治依靠的根基，所以他们的破坏力并不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