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想借此机会富国强兵，恢复汉昌故土，大定重文轻武的国家氛围导致了军队的孱弱，在与辽燕、西宁的战争中处于劣势。皇帝在变法初见成效便对外用兵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又与司马光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司马光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孔子曾经说过：“远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司马光的思想便与之相似，对敢于开疆扩土的君王反而会因为穷兵黩武的而受到批评。
特别是对屡次出击匈奴的汉武帝。司马光只看到了武帝因为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国家人口锐减，国库空虚，却没有看到匈奴在汉朝初期对中原的威胁，哪怕是汉朝统治者与匈奴和亲的情况下，依旧连年犯边，严重破坏了汉朝的生产情况。匈奴的威胁得不到解决汉朝就无法安宁，虽然武帝后期对匈奴的战争有点过度了。
他说“为天子应当抚之以四夷”，这里的“四夷”便包括了西宁和辽燕。因此，即便西宁和辽燕的燕云十六州是中原故土，但在司马光看来，这些领土不属于大定已是既成事实。
但这种价值观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国家重文轻武，导致军队战斗力弱，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败多。先不说西宁和燕云十六州是汉昌故土，即使那不是汉昌故土，也应该出兵将其占领，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关系到大定的战略生存空间。
当年，支持变法的皇帝驾崩后，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掌政。当时曹太后已死，理宗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德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德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这算是藏愚守拙？还是传承魏晋遗风，匿小阁自成一统？
冯过对这种文人抱团的现象是敬谢不敏的。
两晋之时，好清谈者，有文人学者，也有王公贵戚，有文武官员，也有风流皇帝，甚至连望族妇女也卷了进去，可见其风之烈。
到了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仍然很厉害，以至连当时比较有为的统治者宋武帝都不能摆脱其俗：
“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
魏晋时代，武将尚清谈的还不多见，到了南北朝也有了，“家世为将”的沈演之就是其中的一个：
“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
魏晋南北朝的这种清谈之风，危害极大，在它的影响之下，士族阶层中形成了一种只图享乐、不负责任的坏风气：
“立言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
如此风气，使得当时“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伤风败俗，误国误政，莫此为甚。
清谈之风几乎蔓延到整个官场，大部分上层官吏都“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梁书》载有姚察的一段论述：
“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承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
尚书丞郎以上的官吏，都是朝廷的要员，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或主管中央政权某一部门的高级官吏。这些人身负如此重任，然而却都是些“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的尸位素餐之徒。
令史，魏晋之时是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当官不理政，一切事务都由秘书来办，岂有不出乱子的道理？
从魏的正始年间起，一直到南朝最后一个朝廷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止，三百多年里，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连所谓治世能臣、都不关心庶务，把他们应管的事都推给下边的人去办，更不消说那些地道的碌碌庸才了。
正由于有这种不知醒悟的清谈，因而出现八王之乱，永嘉之难，造成烽火四起，五胡乱国的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可以说，西晋王朝是直接亡在这些在其位不谋其政、食其禄不尽其职的清谈家们手里的。
梁元帝失败前又是焚书，又是断剑，又要自杀，出尽了洋相。有人问他“何意焚书”，他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真是置生死祸福、社稷安危于不顾，惟知清谈了。
而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的清谈家们，大都是一些享乐至上的官僚权贵。他们在生活上追求的是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无休无止的狂欢，不受约束的放荡，名曰“旷达”。
这种“旷达”，是清谈家们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而清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他们为了掩饰享乐，填补由于过分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精神空虚之举。因此，立言玄妙，处官雅远，奉身旷达，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如何晏纵欲好色，贪财荒淫，“食五色散”，行为极其乖张。王衍热衷名利，贪鄙无耻。而整个士族集团则不但尚清谈、尚雅远，而且比富斗阔，奢侈成风。
立言玄妙不务实，处官雅远不事事，奉身放荡不检点，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的表里。
当然，司马光等人算不上清谈，大抵就是聚在一起发发牢骚倒倒苦水抨击抨击“误国伤民”的新政变法，都是饱受打击、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层的伤心落寞人。简而言之四个字：抱团取暖。
嗯，德宗薨，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首辅入朝，吕公著也以次辅被召。这时的蔡确与韩缜是阁臣，章惇是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
与此同时，旧党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贬至岭南。
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更为离谱的是，司马光决定不再对西宁动武，而采取“和”的方式。
怎么“和”呢？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以臣愚虑，于今为之，止有二策，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
一是归还河湟开边以来从西宁收复的领土，二是禁止私市。
归还侵地，成为司马光的第一考虑的上策，“上策欲因天子继统，旷然赦之，归其侵地，与之更始。”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废米脂、义合、浮图、葭芦、吴堡、安疆等寨，令延、庆二州，悉加毁撤，除省地外，元系宁国旧日之境，并以还之。”
在讨论的过程中，文彦博等人甚至要将兰州等地一并送给西宁，保守派的看法是，“谓如窃人之财，既为所执，尤不与之，可乎？”
他们将河湟开边以来收复的中国故地，比喻为偷窃人家的东西，现在西宁来要，自然要还给人家。
对于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弃地行为，有些大臣强烈反对。“自灵武以东，皆中国故地，先帝兴问罪之师而复之，何乃借谕如是！”、“六国诸侯割地以予秦，时犹以为耻，安有以天下之强盛，而弃地以悦外国者哉？”
在大臣的反对下，司马光放弃了舍弃兰州的想法，但仍旧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还给了西夏。
这其实也不是单纯的惧敌，而是旧党们认为当时大定的战争军费开支太高。但这些军费收入则是来源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政府收入，比如青苗法等，但是旧党执政，尽废新法，政府收入来源有限，就没有那么高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军事行动。
而如果西宁首先挑衅发动战争的话，会拖累大定的经济民生，耗费巨大，不如早点归还西宁土地，避免战争。
这种想法……啧啧，一方面自欺欺人，认为归还土地，西宁就不入侵，更主要的就是党争的原因，旧党执政，就要推翻新党的一起作为，不管对错，废除新法，归还土地，显示出旧党执政方针的正确性。
在冯过看来，司马光的光辉形象在道德文章上，卖国倒是不会，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为国家安全计也好，这个割地归土的政策实在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