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过哪一种途径征募来的士兵，都必须要经过训练才能完成普通老百姓到职业杀人机器的转变。
西周时士以上的贵族必须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前四艺都和军事训练有关。
“礼”主要是“五礼”，其中就有“兵礼”，是战场纪律和交战规则。
“乐”既包括“师出以律”（战时为调整士兵步伐的军乐），也包括“武舞”，是手持干（盾牌）戚（战斧）的舞蹈，实际上是练习步战格斗。
“射”就是射箭，这是最主要的军事训练项目。除了平时勤学苦练外，朝廷以及各诸侯国还要经常性地组织比赛。这种比赛每年举行几次，最重要的是“大射”，是在宫殿前举行的全国性比赛。在诸侯朝见周王，以及周王设宴招待诸侯时，也要举行“宾射”、“燕射”来助兴。平民“国人”也要进行射箭比赛，称之为“乡射”，每年在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
“御”是驾驭战车，当时战车要靠四匹马拉动，而马的挽具还不很合理，驭手全凭马缰控制马匹，使四匹马步调致要有相当的技巧。尤其是战车很高(车轮直径一般在1.4米)，车厢又短，转弯时很容易翻车。这些都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练习。另外还要练习从飞驰的战车上迅速地跳下跳上，以适应车上、车下作战。
西周时朝廷每年还要进行军事演习性质的大规模围猎活动，据说每年的仲春季节注重于战斗队形的演练，以及步兵的队列训练，包括“坐作、进退、疾徐、疏数”；每年的仲夏季节演练野战宿营、夜间的警戒；每年的仲冬季节大规模围猎“大阅”，完全按照作战的要求集结军队，按时出动，以旗号金鼓指挥，实施冲锋、包围、追击等活动，并按战斗队形围猎。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训练普及到全体平民土兵，而训练的主要内容也是射箭。春秋时吴王阖庐在与越国的战争中受伤身死，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后，“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后伐越，大获全胜。《韩非子》称，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的“上地之守”，为了当地百姓“善射”，下令凡是疑难诉讼案件无法解决的，就由双方当事人比赛射箭，“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于是百姓“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后来与秦国作战，因士兵善射而获胜。除了要求练习掌握射箭技能外，当时的军事训练内容还包括严格的队列操练，以养成士兵对于军队纪律的习惯性的机械式的服从本能，以及在近战格斗能够保持队列，赴汤蹈火，不敢犹豫。如孙武向吴国国君演示兵法，让宫女们进行队列训练，将不听指挥的宫女斩首示众，于是号令一下，队列整齐划一。士兵还要练习跑步、投石。
西汉时军队仍然着重于射箭训练，此外还着重骑兵的骑术训练。西汉时在步兵中又推广“蹴鞠”作为军事训练辅助项目。西汉军队推广这项运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领兵出塞，即使在荒漠地区扎营，也仍然要开辟球场。这是为了锻炼士兵的体力和身体灵活性，当时都将这项运动视为“兵技巧”。此外还开展角抵（摔跤）、徒手搏斗等训练。
总而言之，士兵的日常训练中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进行武器操练、体力训练和队列阵法。
士兵的武器操练是一种必须的技能，只有掌握好对武器的使用，才有可能在作战中击败敌人。武器操练至大定为一个分水岭，以前主要以操练弓弩刀剑等冷兵器为主。到了大定时，大规模的使用火药于战争中后，冷兵器和火器协同操练就成了主要特色。
士兵日常的体力训，为的就是提高士兵作战时的耐力，减少疲劳感，主要是负重训练和摔跤训练。士兵作战时要身穿甲胄佩戴武器，负重训练就显得格外重要。嗯，大定的甲胄步兵的平均负重就要达到六十斤，所以日常的负重训练并不可少。
在冷兵器起主导作用的作战时代，则需要通过阵法来突出作战力量，而不同的阵法有不同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在战争中要实现协同作战与统一指挥，阵法就是实现这个的主力军。基本阵法队形主要有方阵、圆阵、数阵、雁形阵和疏阵等，在士兵的训练中，排演训练队形阵法则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在日常训练中加强对队列阵法的训练，在真正的作战中才能团结协作，接收统一的指挥。
而在冯过看来，练兵之体魄固为必须，然则先需明军纪。他要打造的是一支英勇善战、令行禁止的纪律部队。
《武经总要》所载七十二条大定军法大多是战场纪律，也保持着春秋战国以来的一贯风格。比如临战未等命令就冲入敌阵的要斩，在射程以外就发射弓弩的要斩，而在命令射击时多射或少射、抛弃箭矢的也要斩，箭矢已上弦还回头张望的也要斩。
在扎营后不从正门回营的，就要处斩。部队如果在战场上丧失了本队的旗帜、鼓号的，全部处斩。对于士兵扰民的处罚也很重，规定即使破敌有功，只要有“掘冢烧舍、掠取资财”，仍要处斩。
与军队驻地附近妇女通奸、或将妇女带入军营的，都要处斩。对于一般的违反纪律行为都要责打军棍。
冯过并不一味主张重刑。他认为军队中要“严赏罚”，不过对于士兵平时一般过错，他都要求初犯、再犯予以警告，三犯之徒才予以严惩。
就军纪的初步构想，他与贾小春沟通过，建议犯军纪者责打军棍以五下为度，视情节增减。主要贯彻责打的严肃性，必定要召集全队，说明理由，重重责打，而不必过多责打。另外他主张“详责成”，所有的违犯军法军令的行为都要连坐军官。
嗯，大抵就是戚继光练兵的套路。
在大定，戚继光乃是大名鼎鼎的荡倭名将。有他镇守，倭寇多年未敢侵袭沿海。惜乎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少保因军功累迁后遭致妒忌，受到弹劾，罢免回乡，此时已是花甲之龄，身体已是大不好了。
军事上，戚继光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
《纪效新书》总序中的“公移”紧密结合东南沿海的地形、我情与倭情，论述了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理论和计划。《纪效或问》则对重要问题，尤其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进行申明和论辨，以防疑惑不解，他自注说：“柬伍既有成法，必信于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历述所急与可辨者，为或问以明之。”
书中详细而又具体他讲述了兵员的选拔和编伍、水陆训练、作战和阵图、各种律令和赏罚规走、诸种军诫兵器及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烽堠报警和旗语信号等建军作战的各个方面。还详细记述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即一种以牌为前导，筅与长枪，长枪与短兵互防互救，双双成对的阵法。以及鸳鸯阵的变体“三才阵”。该阵法组成人数更少，用于冲锋时追歼敌军。
此书特别重视选兵，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兵之贵选”，认为选兵“其法惟在精”，反对“用城市游滑之人”，“奸巧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对于选兵的具体标准，认为“丰伟”、“武艺”、“力大”、“伶俐”四条既不可废，亦不可专恃，“惟素负有胆之气，使其再加力大，丰伟伶俐，而复习以武艺，此为锦上添花。”
在练兵方面，《纪效新书》特别强调按实战要求从难从严训练，反对只图好看的花架子。认为“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于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纪效或问》）并批评不按实战要求的训练方法是“虚套”，“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临时还是生的。”
重视号令训练，规定：“各便宜简明号令，合行刊给，各于长夜，每队相聚一处，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涌解说，务要记熟。”要求将士“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
重视平时养成训练，认为“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
其著作中，也颇有过度强调火器重要性。同时，戚继光的练兵之法确实精妙。不过，正如岳飞所说的“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戚继光兵法是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后运用的，如果不加辨析地全盘照抄，那会如街亭之战的马谡一般，是要吃大亏的。
于冯过而言，当然得学以致用，却也需知辩证，去芜存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