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滚滚向前，从不停歇回转。或许在某个节点便偏离轨道，由是引发各种不同的事件，但终究是有迹可循。
崇宁五年，朝廷强令将梁山泊收归“公有”，靠打渔采藕为生的百姓，必须按船纳税。沉重的租税逼得人们走投无路，于是，十一月，宋江等人揭竿而起，将反抗的大旗插上了梁山。
宋江，郓城人，性情豪放，乐于助人。人称“宋之为人，勇悍狂侠”，他结交了不少江湖好汉，在当地百姓中颇有威望。宋江等人被逼上梁山举起起义大旗后，许多渔民、百姓也纷纷上山。他们拿起锄头、镰刀、柴刀、削木为枪，与前来镇压的官兵展开英勇的斗争。他们每攻打下一个州县，便开仓放粮，救济穷人，深受群众的拥护，力量很快壮大起来。
宋江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起初并未十分重视。十二月二日，崇宁帝下了一纸诏书，说京东东路发生叛乱，命令东西路提刑督兵捕杀。朝廷统治者以为轻而易举便可将叛军消灭，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由于官军久不征战，缺乏训练，战斗力极差，而宋江，其才过人，属下的三十人个个都是强悍猛勇之士、英雄威武之人，所以，朝廷的这次征剿不仅没有消灭宋江义军，反而使其在与官兵的战斗中威名远扬。此后，宋江率起义军策马急驰，在数倍于己的官军的围追堵截中，攻城陷地，逢州破州，遇府过府，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先后攻打了青州、济州、濮州、郓州，并将活动范围由山东扩大到河北各地，纵横数百里，如蹈无人之境。
就在宋江起义军转战黄淮平原各地之时，淮西王庆、河北田虎纷纷竖起反旗。
整日只知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常佶大惊失色，急召群臣商讨对策，平日里巧舌如簧、只知拍马溜须的权臣们，个个没了往日的气焰，面对皇帝的责问，只会含含糊糊，闪烁其辞。就在皇帝一筹莫展，大骂自己身边无贤臣、忠臣时，一个名叫侯蒙的人上书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没有敢抵抗的，说明他必定有过人的才智，不如赦过招降，让他率兵讨田虎等以赎之过，或许还能平定河北之乱。”看罢奏折，崇宁帝对建议十分赞同，连声赞叹：“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
皇帝龙颜大悦，立即下诏任命侯蒙为东平府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侯蒙此时已六十八岁，正想踌躇满志前往上任时，突然发病而死，招降计划未能实现。
一时间，大定乱象丛生，人心惶惶。
讲真，冯过对大定的军力是瞠目结舌了，居然羸弱如斯，这是简直了。
所谓的宋江义军只不过是三十六草寇而已，便可屡屡令官兵吃瘪，竟是如此勇猛？
朝廷海捕令上明示三十六寇：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赤发鬼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立地太岁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双鞭呼延灼，混江龙李俊，九纹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短命二郎阮小五，青面兽杨志，病关索杨雄，双枪将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弘，拚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晁天王晁盖，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
另，关于好汉，大家应该摈除一个认知——那就是好汉是好词。其实“好汉”绝不是什么好词，而是老百姓对强人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试想下：“好汉爷爷饶命”这类的求饶像不像“太君饶命”？对百姓而言，打家劫舍，板刀面和馄饨之类的勾当绝不会是真正的杀富济贫，所以梁山一干人等，无论如何宣传，终究是一伙贼人罢了！
而在那个时空，《水浒传》做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早己深入人心。
一百单八将梁山聚义，除暴安良，大口吃肉，小称分金，好不快活！
但这是传说、演义，毕竟不是史，若人们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评价是七分史三分演义的话，那么施耐庵的《水许传》可评为倒三七。
梁山好汉的形象和故事，从北宋末便由说书人及百姓间不断添枝加叶的扩展传颂，最后演绎成一百单八将的梁山聚义。
此书罗贯中参写了一部分，最后由明施耐庵执笔完成。精典的传说篇段说书在前，而成书在后。
比如林冲雪夜上梁山，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斗杀西门庆等章节多么的精彩！而其他章节平庸无咪咪，皆出自这原因。
在不严重背离历史根本的基础上，小说本来就是艺术的再创作、再加工。为读者喜欢，能传续下去就行。
还有，在这个时空，“豹子头”林冲并未被逼上梁山，想来不至于落个悲情英雄的凄凉下场了吧。
不管怎样吧，所谓的“梁山好汉”终究没有“一百单八将”之说，也终究成不了气候，只在一地流窜滋事，迟早被官兵收拾了，或者被“招安”。
招安成本低哪，你好我好大家好。
本朝对待起义的态度，始终是以招安为主。之所以不选择强攻，因为皇帝有如下苦衷。
一、本朝的地方兵力十分虚弱。立国之初，鉴于楚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尾大不掉的教训，采取了“强干弱枝”之策：朝廷的边军和守备国都的禁军兵力强大，但地方州郡的兵力却十分虚弱。
在咸平三年，黄州知州向朝廷上奏当时地方守备如何松懈：
“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
此时距离大定开国刚刚过去了四十年，地方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这并未引起朝廷的警觉，地方上优秀的士兵，还是被源源不断调往边境，防备北燕和西宁。
二、文臣不想大动干戈。大定“重文轻武”，文臣获得了充足的话语权，皇帝也信誓旦旦：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而大定许多宰执大臣都出自贫民阶层，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吕蒙正和范仲淹。
吕蒙正年幼时母子被逐出家门，贫困不堪，他自述是“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后来成为状元宰相。
范仲淹自幼一贫如洗，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但这也没耽误他日后成为一代贤相。
这些寒门子弟能通过科举走上高位以后，更加能懂得民间疾苦。因此，对于这些为了生存而不惜铤而走险者，更多了恻隐之心。
另外还有一点，从文臣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希望打仗的。一是文臣们不希望武将通过干这些相对“简单”的活而得到提拔；二是如果皇帝让文臣们去领兵，而他们可能会把局面搞得更糟。
三、频繁动武太烧钱。大定一朝，深受“三冗”的毒害：冗官、冗兵、冗员。所以，尽管经济发达，但因其被“三冗”所拖累，仍然是“积贫积弱”，所以，再挤出仅有的银子去平乱，实在不划算。
动用武力不仅太烧钱，还容易引起后遗症。比如，一些将领为了贪冒战功，很可能会滥杀无辜；一些士卒为了中饱私囊，很可能会烧杀抢掠。
这些行为，都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让起义死灰复燃、反复发作，成为王朝的心病和永远填不上的窟窿。而如果选择使用招安的制度，那么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
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起义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不会闹到不可收拾。
通过招安，一些绿林好汉被朝廷开出的优厚条件所吸引，不仅不再作乱，反而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向自己的“同行”反戈一击。
以大定皇帝热衷于招安并“以暴制暴”来看，宋江参与到了平王虎、田庆的战役，是非常有可能的。
李纲便这样总结招安的妙处：
“以弥内乱，一也；以御外敌，二也；善良胁从者，可散而归田亩，三也；强猾勇敢者，可籍以备行阵，四也；以盗贼攻寇仇，胜则享其功，败则不足惜，五也。”
先落草，再招安，后做官，这几乎成为大定庶民走向“人生巅峰”的独门上升通道，为什么这么说呢？
本朝实行招安的初衷，不是出于对起义者的深深同情，而是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消灭其他的匪盗，以达到“以乱治乱”的目的。而为了吸引宋江们受招安，朝廷当然要开出合适的“价码”。比如，赦免他们的所犯之罪，同时给予加官进爵。
而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讲，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比较低级的生理需求以外，还有追求成就、获得他人尊重、达成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
在那个时空，宋江被招安是其最好的归宿。他曾以一支精干的力量横行河北、山东，官军数万莫不能当，但张叔夜仅仅用简单的谋略就将其逼降。
很显然，这只能说明北宋末年的地方官军，战斗力已经掉到了渣都不剩，而宋江们的战斗力并不能说是强到逆天。
历史上的这种流寇式打法，如黄巢、李自成等，其规模虽然达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最终结局无不是覆灭而已。
这些，是可以预见的。宋江闹的越凶，只不过是想要获得更大的被招安的筹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