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流，酒楼茶肆林立。
樊楼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张秀，以次保康门李庆家、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宋厨、曹门简李家、寺东骰子李家、黄胖家。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
士大夫也常常到酒楼饮酒作乐或招待客人。欧阳修《归田录》所记载鲁宗道就是常在仁和酒店招待客人。有一次真宗派中贵人召问鲁宗道，恰遇鲁宗道易服至仁和酒店招待从远方而来的乡亲。当真宗问及此事，他如实答道：“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
著名文学家石曼卿，以“饮酒过人”知名。有一次义士刘潜，到京师沙行王氏新开酒楼中，“对饮终日，不交一言。”“明日都下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
仁和酒店、八仙楼正店和会仙酒楼等亦是东京大型酒楼。
聚会择于会仙楼，冯过与费懋贤到时，席中已坐了数人，纷纷起身招呼，大抵都是熟人，有徐元杰、刘几、胡铨、谢過谢逸兄弟、辛圹、王棣等，济济一堂。
“改之，民献，你们来迟了，先饮三盅。”
冯过二人告声罪，倒也爽快，连饮三盅，赞声“好酒”。
谢逸道：“此乃京中名酒‘玉醑’，多多益善也。”
开封实是一座酒城。神宗熙宁九年，在京酒户，岁用糯米三十万石。当时常见的出酒率是一斗粮食酿一斗酒，这意味着熙宁九年，开封城的酒户们共计酿造了三百万斗酒。
开封之所以会变成一座酒城，是因为皇帝们希望它变成一座酒城。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定政府对酒长期实施“禁榷”，也就是由官府垄断。其垄断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官产官运官卖；二是由官府卖生产许可证与销售许可证给民间商人；三是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再由官府卖给民间。具体到开封，其酒业经营实施的是榷曲法，由都曲院对酒户实施“配曲”，一个正店酒户能造多少酒，完全取决于他能从政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配额。这笔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叫做“曲钱”。开封的七十多家正店所酿之酒，全部得向政府购买官曲才能酿造——只允许正店向官府购买酿酒配额，既是为了便于监管，也是为了降低征税难度。
政府部门掌握了不受制约的经济权力，自会疯狂利用权力去变现，都曲院的情况也是如此。其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再摊派给酒户，至于酒户们需不需要这么多酒曲，能否将酿出来的酒全卖出去，开封城的酒类消费力上限是多少，都曲院不感兴趣。市场上的酒太多卖不掉，只好降低酒的价格。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要命的政策，政府制定有“月输不及数，计所负倍罚”的条款，意思是这个月通过卖酒给官府提供的收入如果没达到指标，按欠多少加倍罚款。长期这样搞的结果，自然是酒户们普遍亏本。
面对沉重的酒曲摊派，开封城的正店酒户们要想挣到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走高档路线提升所酿之酒的品位——开封城最具消费力的人群，是由皇室、贵族、官僚及其家属组成的食税群体。只有满足了这些人的需求，正店酒户们才能活下来。
于是，开封城正店酒楼所酿之酒的取名风格普遍是这样的：丰乐楼眉寿、和旨，忻乐楼仙醪，和乐楼琼浆，遇仙楼玉液，玉楼玉醖，铁薛楼瑶醹，仁和楼琼浆，高阳店流霞、清风楼玉髓，会仙楼玉醑，八仙楼仙醪，时楼碧光，班楼琼波，潘楼琼液，千春楼仙醪，……正店酒楼普遍给酒取这种风格的名称，显然是以文雅的食税群体为主要目标用户。
譬如有孙赐号者，本行酒家博士，诚实不欺，主人爱之，假以百千，使为脚店。……其货渐侈大，乃置图画于壁间，列书史于几案，为雅戏之具，皆不凡。人竞趋之。久之，遂开正店，建楼，渐倾中都。
孙赐号原本在正店做事，因做人诚实，被老板看中让他去单独开了一家脚店，以扩张正店的酒水买卖。
他经营脚店的策略，是在墙壁上绘画，在茶几桌案上陈列图书典籍等文雅之物。这种经营风格迎合了开封城庞大食税群体中的官僚士大夫的消费趣味，于是生意兴隆。挣了大钱的孙赐号，后来建楼开起正店，成了开封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想而知，如果有一天官僚士大夫这个食税群体消失了，孙赐号的酒楼便要开不下去。
稍后，春风满面的资云也到了，饮酒三盅。
这个小群体中，冯过自是一马当先，胡铨二甲十三，余者皆在二甲末或三甲被取中。并不出意外，胡铨、资云、辛圹及王棣会留京，谢逸兄弟选择外放，嗯，一个广东番禺，一个福建宁德。
今次聚会也算是为了谢氏兄弟践行，冯过破例多饮了，大致六分醉。
酒是好东西，推杯换盏间关系便亲近了许多。早先乡试时尚有地域之争，多少是心存芥蒂的，到了此时，便是实打实的乡党了，自是前嫌尽去。
冯过酒兴酣畅，乃起身拂袖朗声诵道：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词只得半阕，豪气干云，气势万千，以记此次相聚，最是相得。
会仙楼正店，一楼有百十分厅馆，二、三楼则是雅阁。
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阙一件。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堂食，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果子菜蔬，无非精洁。若别要下酒，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
他们这间阁子甚是热闹，酒至酣处不免大声喧哗，不多时便有一人敲门而入，脸色阴沉：“诸位，请勿高声惊扰隔壁。”
这人脸型甚长近乎马，眼角上吊，样貌阴森，却是蓄得一把美髯，看清屋中人，愣了一愣。
资云却是识得此人的，起身笑道：“孙司业在隔壁么，对不住了，且来饮几盅？”
那人脸色数变，摆摆手：“不了。”
待那人离去，资云解说道：“此人乃是国子监司业孙觌，诗词文章写的极好，亦精书法。”
余人不觉，冯过却是晓得，笑问：“可是‘东坡遗子’孙仲益？”
资云指指冯过，亦笑：“正是。”
众人这才恍然。
苏轼逝世后，颇有些逸事野闻。
譬若梁师成便自称乃“苏轼出子”。苏轼文章被禁，梁师成向崇宁帝哭诉，“我的先辈有何罪”之后，苏轼的文章才慢慢流行于世。他甚至对家中帐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民间又有传闻说的头头是道——“苏轼见孙冶原悫，赠以孕妾，七月生子。后数载，轼来常，妾携子谒，因名曰‘觌’，谓既卖复见也。”
嗯，又有林灵素自称是苏轼的书童，苏轼问他的志向，林灵素笑着回答道：“生封侯，死立庙，未为贵也。封侯虚名，庙食不离下鬼。愿作神仙，予之志也。”离开苏轼后，他加入了道教，远游四川。在这里，他声称得到了仙人赵升的传授，习得了五雷之法。
高俅高太尉嗤之以鼻，表示自己才是东坡居士的正牌书童。
孙觌，字仲益，号鸿庆居士，常州晋陵人。据说五岁即为苏轼所器。英宗政和年进士。政和四年为秘书省校书郎。崇宁二年官国子监司业。
众所周知的是，此人与知枢密院事汪伯彦极为亲近，或者说是依附于之。
枢密院设十二房(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校阅房、广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支马房、小吏房)分曹办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为副职，以士人充任，间用武臣。
但这汪伯彦在朝中风评不佳，连带着孙觌亦不为人喜。
但孙司业毕竟是资哲副手，资云少不得要过隔壁去敬上一杯酒，冯过等人亦不好当作不晓。
众人到了隔壁阁子，冯过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好嘛，“群英荟萃”哪，黄潜善、汪伯彦、孙觌、赵明诚，赫然还有高世德高衙内。
这组合，冯过也是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