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未必都心甘情愿接受“共治天下”的状况，但情势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要实现统治就必须有一批维持政权运转的人，而科举官僚们与楚末以来的军阀不同，他们没有有朝一日自己当天子号令天下的野心。
他们与治理秦楚帝国的贵族官僚们一样，只希望在朝廷中飞黄腾达，子孙繁荣。他们具有维护给予自己荣华富贵的王朝体制的保守心理。所以，在百姓与士大夫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维护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站在士大夫这一边。
皇帝既然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的动向和支持特别在意。对于懦弱和能力有限的皇帝来说，“共治天下”有时成了他们的最佳装饰。而较为强势的皇帝，仍经常认为天下属于自己，理所当然由自己负责。
如真宗就曾气愤地指责：“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甚理会得，至于国事则讳言之。”以他的不满其实道出了治天下之责任主体的问题，即天下所有权归属于谁，则谁理应负责其盛衰兴亡。
士大夫大谈共治天下之时，却对失去天下颇为淡漠，可见他们内心里心未必有所谓主人翁意识。相反，正如真宗所说，部分士大夫真正关心的只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正因为真宗对天下的所有感，才会更加关注天下之人的感受，尽力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而不是视天下为逆旅。何况，在“家天下”的传统之下，皇帝一般还会试图将一个稍好的天下，再传授给子子孙孙。
而士大夫则经常强调“正君心”或者“格君心”是首要任务，范祖禹曾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
他对皇帝强调“共天下”或“共治”天下。殊不知，二者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矛盾。
当“共天下”的理念实施得较好的时候，此时应正的其实是大臣之心，因为最高权力已基本转移到作为士大夫代表的大臣了。如果士大夫未能正权臣之心，权臣便很容易变成僭主。士大夫这时不去正权臣之心，却献媚讨好，又谈何共治天下
由何人来正君心，也是实践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共治”天下由谁来治一样。按照传统士大夫的想法，显然必须是君子才有正君心的资格，当然也得由他们来治天下，而小人，即使有才，也只会祸乱天下。但经常指责皇帝之私的士大夫们，却未必都是品格毫无瑕疵的君子。
可以这么认为，传统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经常借助天地、灾异、祖宗、外敌、兵变、民变或士大夫的合作等理由，试图使皇帝感受到恐惧。他们的陈述内容，多数情况是真实可信，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但有时也存在夸大其辞、移花接木甚至编造材料、修改历史的现象。
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实施自己的政见，希望国家按照他们理解的方向发展，但也难以避免偶尔掺杂进自己个人或文官群体的种种利益，借机实现自己意图而已。
虽然就劝导所针对的事务本身来说，他们一般都能达到目的，同时也使本朝皇帝普遍相对仁厚谨慎，本朝统治也比较开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
但另一方面，却造成皇帝和士大夫乃至百姓的普遍懦弱，在关键时期和重大问题上几乎失去决断能力。他们的恐惧式劝谏行为及附带的恐惧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而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因循守旧思想的固执坚持，更是长期占据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
文官虽一直在内斗，对外却如铁板一块。“外”便是武官和皇帝。武官们倒还罢了，无非是憋屈些，可皇帝会心甘情愿安于现状吗？说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皇权被士人群体架空，内阁权力竟是盖过了皇帝，当九五至尊是吉祥物只供摆设？
皇帝自是不答应的，怎么办？朝臣不听话，那就扶植家臣呗。所谓“家臣”，便是宦官集团了。
且看看本朝宦官享受的福利待遇——
宦官可以娶妻，组织家庭生活，也可以纳妾，当然具体纳多少得视自己的工资水平量体裁衣。品级高的宦官可以住在大内皇宫之外的别墅，出门也可以坐轿子。
便有文官咬牙切齿的评论说“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绝人道后，可入宫；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与常人无异，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轿。”
二是本朝的宦官的品级都比较低，但工资待遇比较好。本朝宦官的最高层领导(如都知、副都知、押班)的月薪是25贯，其工资水平基本和知县持平(万户以上的县为20贯，畿内县为30贯)。但福利每月有禄米，还有有春绢7匹，冬绢10匹，绵30两等。另外还可以按自己的阶官，再领取一份相对应的工资。薪水相对来说很不对，只要自己不乱花销，待到年老时是足以渡此残生的。
三是本朝的宦官同样是广泛参政，也曾尝试废立天子，参与宫廷斗争，加入朝廷的政治斗争，他们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大定，甚至爆发过宦官引发的祸乱，只是没有造成但却没有发生象东汉、昌、楚那样的阉祸。百五十年间，曾到地方完成特殊命令的有19人，修过黄河，建过宫殿15人，充任外交大使的5人；养过马的者7人。曾带兵打仗者多达18人。可见本朝的宦官武将，大概也是为历史之最。
但在崇宁帝登基后，一批宦官迅速窜起手握大权，与内阁分庭抗礼，其领头人物有“媪相”童贯、“隐相”梁师成、彰化军节度使杨戬、大内总管李彦及谭稹、梁方平、李縠、蓝从熙等。
有了以童贯为首的宦官们与朝堂文臣明争暗斗，常佶稳坐钓鱼台，正可安心的写写画画搞艺术。
皇帝不清楚的是，这两大集团貌似斗了个不亦乐乎，其实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譬如你宦官提拔了某人，可以，但也别阻挠我文臣擢升某人。
黄潜善恰是“平衡”受益者。
陕西、河东大地震，受灾十分严重，他去实地视察，大收当地责任官员贿赂，回去上报只轻描淡写的说是普通地震，受灾轻微，当地官府已妥善处理。
这种操作在官场并不少见，只要不捅到上面去，当地的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自会有种种手段遮掩、善后。但此次灾情严重程度完全超出想象，后续赈灾又有层层盘剥截留，导致饿死者上万。其中有户人家八口，仅存活一人，要命的是这户人家与种家沾了亲戚，活下来的这人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种家，泣血哭诉这人间惨剧。“小种相公”种师道知悉后怒发冲冠，乃遣快马入京奏报鸣冤。
虽然种家军在西北一家独大，但并不受朝中重臣待见。大定一朝，把握朝政的皆是文官，武官被一再排挤打压，政治地位远不如前者。
本朝武官的地位与权力和文官相比相差极大，源于楚末五代十国时期长期割据战乱的历史背景。太祖常威认为：“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通俗来理解就是“一百个贪浊的儒臣比不上一个为祸的武臣”，从此开启了大定的崇文抑武风气。
大定将整个国家的发展与关注重心放到经济、文化的建设之中，整个社会倡导儒雅、尚和等与文人形象相近的风气，而刚健、粗犷等与武人形象接近的风气受到了百姓的疏远与排斥。对于武官的考察项目在这一阶段日趋完善，文武并重的考察形式让许多自幼习武但没有经历过舞文弄墨之事的“偏科生”望而却步，加之武官录取人数与文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武进士在进士的总数中不到十分之一。
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立了大功，皇帝想要赐予他们武将的职位，让他们文武双修。但是这些官员居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这样的荣誉，因为在他们看来，文官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但是如果文武双修那是丢了全祖宗的脸。因此就算皇帝恩威齐天，他们也要冒死拒绝，宁可少拿一份工资和荣誉。这样的羞辱已经让所有的武将都感觉到脸面无光，连皇帝都不能制止。
除此以外，还有第二方面的羞辱，那更加是让人心酸。由于文官集团是掌握历史典籍的人物，所以他们需要记载下历史和曾经的往事，但是这些文官集团每次在进入历史的时候，往往都把武将集团说的是一堆“垃圾”，把所有的罪过都归结于他们，把所有的荣誉都归结于读书人。
但，种师道非寻常武将，在民间影响巨大，在朝中也是刻意低调，文臣们对其有些好感，多多少少会给些面子。再者，隐瞒淡化灾情，赈灾辽程中上下其手，陕西这批大小官员太过胆大妄为，不惩治的话，天下悠悠，众人之口难堵。结果便是，撸一批，罪一批。
而黄潜善“为虎作伥”，也被“雪藏”——停职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