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
《太祖实录》卷十七载曰：“丁酉，下令设文武科取士。令曰，略兹欲上稽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者，察之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觐其能，策以经世时务以观其政事。”
本朝开国之初就对科举颇为重视，而且“考之经术”是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
又曰“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
举人一词，最初应是选取任用人才之意。考中举人者可继续参加会试，无论成功与否，都可不必再重新参加乡试，可以根据个人意愿不断参加乡试，也可以以举人身份致仕。举人也可以叫“孝廉”，汉朝取士有“贤良方正科”、“孝廉科”，其中，“孝廉科”是由地方举荐人才再由朝廷任用。所以，“孝廉”也被作为举人的别称。
时人又曰：“古者取士之法，莫备于成周，而得人之盛，亦以成周为最。自昌以后，废选举之制，改用科目，历代相沿。而楚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有定一沿明制，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大定取士基本沿用秦楚制义的方式，同时肯定了科举出身士子的地位。至若燕、辽、宁、大理诸国，亦仿定制。科举考试乃是其时知识分子改变命运、平步青云的最好方式。
凡音皆窜迹，至艺始呈奇。以此论文学，终凭一一窥。
不过，乡试未过，冯过却已是“榜上有名”，这让他哭笑不得，且徒呼奈何。
但此榜非彼榜，乃“关扑榜”是也。
从秦朝以后的各朝各代，为了阻止赌博恶习的蔓延，都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尤其是到了大定，抓赌最严格，处罚也最严厉：
太宗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定会要辑稿·刑法志》曰“开柜坊者，并其同罪”。
由此可见，大定朝廷对抓赌那是不遗余力的，严重的可以砍头。
但事物也不是绝对的，一入正月，开封府便张榜告示全城：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年节，放关扑三日。每到此时，市民都喜气洋洋的，进行关扑的游戏。
何谓“关扑”？简而言之便是带有赌博性质的一种博彩营销游戏，在大定极为流行，和那个时空的麻将普及率差不多。一到节日放假这几天，商家都要开展这种游戏，进行商品的营销活动。
它的具体玩法是：当买家看中一件商品，并选择以关扑交易，商家便开出一个与商品标价相当的押注额和赢取条件，规定赢取条件的最常见方式是抛掷一组铜钱所得到的特定组合，铜钱抛掷结果正面曰“字”，背面曰“纯”。同时抛掷一组铜钱全为背面则曰“浑纯”，六枚皆纯曰“六纯”，十枚皆纯曰“十纯”，以此类推；若买家赢了，就取回押注并免费获得商品，否则押注归卖家。
一开始，扑卖的都是小件商品：从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鲜鱼、猪、羊蹄肉、猪胰胡饼，到用的，如细柳箱、罗桶杖、诸样藤作、银丝盒子、乌木花梨动使、画烛；从穿戴的，如花环钗朵、箧儿头饰、销金裙、缎背心、销金帽儿、逍遥巾，到玩耍的，如四时玩具……可以说应有尽有，都一一排列上市，参与关扑。
但逐渐的，商品的品种越来越多，后来出现了高档商品，珍玉、奇玩、匹帛、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作价而扑之。也就是说，把人也当成了可以进行约赌的商品。
后来这种游戏被传入宫廷，连皇帝都参与进来。仁宗便时常同宫人关扑，他的技艺不高，常常将身边的钱输个干净。他欲罢不忍，便向宫人商借他输去的钱再博，可是宫人却嬉笑道：“官家大”，不肯将羸来的钱还给皇帝，仁宗也无可奈何。
“东市斗鸡西市鞠”，斗鸡、蹴鞠乃是其时最为流行的博戏。
定人又说，“一分使钱一分踢。”上场蹴球是不是全力以赴，就看输赢的彩头多不多。不过，大定的足球俱乐部并不是鼓励“赌球”，齐云社制订的社规包括“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在此可内涵一下某男足）。但从“戒赌博”被列入齐云社禁约，也可以看出时人“赌球”之盛，否则就犯不着强调“戒赌博”了。
时人用来博戏的球类运动，不仅仅是蹴鞠，还有“高尔夫球”——你没有听错，时下也玩“高尔夫球”，称之为“击球”、“捶丸”、“打球子”，名字虽然不叫“高尔夫”，但玩法跟现代高尔夫球是差不多的。神宗皇帝曾与两位亲王赌打“高尔夫球”：“熙宁初，神宗与二王禁内打球。上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赌别物，若赢时，只告罢了青苗法。”说得神宗很不爽。
“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于攻诗最久。……虽精于诗，亦复何用？曾不如医药、卜筮、方技，犹可以自给；蹴踘、博弈之流，犹为人所爱幸。”
这是某文人自述，瞧瞧，蹴球可比写诗更受世人“爱幸”。
人们为什么喜欢包括赌球在内的博戏？大才女李清照说：“好博，人之常情，小艺者士之末技，说梅止渴，稍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让之志。”意思是说，博戏可以满足人们的“奔竟”、“好胜”之心。
嗯，冯过表示有些懵，有些乱，有些“久仰”。
那个时空，他假假的算是个文人，对李杜、苏轼、柳永这等文人墨客自是心生仰慕，对李清照、蔡文姬、朱淑真、刘令娴、谢道韫、卓文君、薛涛这些才女更是倾慕不已，奈何错位时空、缘铿一面哪。
不想，这个时空李大才女居然也在，好像是不能搬运她的名篇了……啊呸，据辛弃疾说（冯过特意拜托老辛打探此事，“济南二安”嘛，跨越时空的CP，咳咳。），李姑娘也寓居东京，虽然年方二八，却已是才名满京城。如此说来，早晚能见伊一面的。可惜的是会试在南京考，若在东京的话倒是可以想法拜见一番。嗯，除非“冒籍取解”。
本朝初，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会试，北方士子无人中第，引起南北士人的激烈对抗，导致了一场科考案——“南北榜事件”。
是年二月，刘三吾与白信蹈主考会试，录取五十二人尽为南方士子，被称为“南榜”。发榜后，北方士子十分不满，指责刘三吾“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太祖于是诏令张信等十二人覆阅，仍维持原榜不变。结果又有传言说，张信与刘三吾串通，故意呈送北方士子中的劣等试卷。太祖震怒，令“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亲自阅卷，重定一榜，录取六十一人都是北方士子，被称为“北榜”。
在迁都汴京后，永乐元年，北京国子监建立，更多的北方考生得以入监学习。十三年，东京首次举行会试。此次会试中，进士王翱因籍贯临近东京，而受到皇帝优待。“帝时欲定都东京，思得北士用之。翱两试皆上第，大喜。特召赐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迁行人”。
随后，因缺乏相关制度保证，南方士子在科举竞争中重新取得领先地位，北人很难在会试中登第。于是，仁宗决定对南北士子分卷录取：“科举之士须南、北兼收，南人虽善文词，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
宣德年间，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在会试中正式实行。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不易划分南北或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附中卷，有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二府，滁、徐、和三州。
又重定乡试解额，与政权关系最密切的两京地区分配名额较多。“定额南京及国学八十名，东京及国学五十名”，其他各省至多不过四五十人。因东京解额较多，在会试中归为北卷，不如南卷竞争激烈，于是许多士子都设法在北京顺天府“冒籍取解”。
但，冯过可不想负“走捷径”之歪名，老老实实的在南京应考便是。至于李清照，有缘自能相见。
话题转回来，虽然朝廷明令禁赌，却是禁而不止，大定自上而下好赌成风。
乡试也是博赌大盘，其中一种玩法便是博解元及五经魁之人，文人士子最喜押扑。
而冯过在“解元”赔率排行榜上高居第三，只在临川汪革和庐陵胡铨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