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再回想，冯过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在第一时间告知甘家涉及常平仓隐患一事，导致后面不可收拾。但由再后面往前推，只能唱一句“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而且，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此劫难，甘家固然因而没落哀败，却也正好就此卧薪尝胆从头再来。
事发在清明后，忽有一日，大定绣衣卫围了罗桥甘家，枷走当家人甘炳炎及成年男丁百多名，女眷悉数就地看守不得外出。
再一日，传出甘家串联提举常平司中的干办公事低价倒卖常平仓官粮，致使仓粮十不存一，现关押有司待审……
这……甘家有必要玩这么大么？
其实吧，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倒卖走私、投机倒把，原是商人最擅长的把戏，若没有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收入，那些个巨贾豪商如何发家？譬如海商。
秦楚时实施海禁，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严令“片甲不许下海”，把出海的人看成是“无君无父之辈”和“化外之民”。
其时，倭国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秦景佑年间，皇帝楚元章为防沿海军阀余党的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秦永和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
太祖常威建大定王朝，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是为“洪武开禁”。但太宗时期海禁政策再强化，仁宗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反复不定。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定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太宗皇帝原本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定势力，这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沿海人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是以，方有“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
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如前文提及的汪直便是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
大定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进行军事打击，走私集团则团结起来并连结利用倭寇进行对抗，从而造成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倭寇之乱实际上是严禁民间海外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具有禁止与反禁止斗争的性质。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甚至越打击反而越剧烈，使大定王朝空耗大量兵力物力，疲于应付，成为心头大患。
禁而不止，反而引发反噬，讲真，朝堂之上已是疲倦不堪了，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地方各级主官渐渐的对民间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别引来倭寇扰民，其它的该松就松可放则放。
所以说，他甘炳炎积攒了偌大身家，即便其中有不少灰色收入，也很正常。只是一旦“东窗事发”，难免会被秋后算账。
倒卖常平仓官粮，往大了说，是谋逆，必会严厉惩处，以儆效尤。尤其是这关口，河北数省连年干旱造成大面积饥荒，朝堂之上为了此事焦头烂额争吵不休，好不容易才定下“南调北调”之策，以解燃眉之急。这是万般无奈之下的饮虹鸩止渴。
数年前，朝廷以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颁地方官奉行勤惰奖罚之法，并定制：县距州六十里之内者就州仓，六十里之外者别置。原定储三月粮，改为按户口多寡定储粮数，自两万户以上备三万石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但由于常平积有余而三司兵食不足，常平钱谷经常被挪移助充军费。不过，在富庶的江南，却是从未有过此等拆东墙补西墙的事的。至于仓粮多有虚数的现象倒是普遍存在，其中猫腻之处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不误事也就权当不知了。此次却是大不同，朝廷要调粮急用，你却说粮食没有了，这是要撕朝廷的面皮呀，更何况河北人向三人彪悍，那么多“嗷嗷待哺”的百姓一旦饿的慌了，可是啥事都做得出来的。稳定，才是第一要事。
大定江山并不稳定，尤其是崇宁帝登基以来，这位艺术细胞丰富的皇帝写字画画一级棒，治政可就完全是新手村的渣渣了，将国家管理的一团糟。
譬如方腊之乱起因便是“花石纲”。
所谓的“纲”，其实是古代运输货物的一种组织编制，全国各地运往东京上缴朝廷的货物，都要进行编组，一组就是一纲，一纲的数量各有不同，马匹以五十匹为一纲，粮食以一万石为一纲，而这种成批运送货物的方法，称为“纲运”，在名称上的叫法也各有不同，比如运送牛的，就叫“牛纲”，运粮的叫做“粮纲”，那么运送奇花异石的纲目，就叫做“花石纲”。
“上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扎，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銑、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由是上望誉闻于中外。”
啥意思呢？简单的说，常佶在当皇帝之前便显得“特立独行”，非常喜欢古器山石。
他登基后所重用的蔡京、童贯、朱勐、王黼、李邦彦、梁师成等人，骄奢淫逸。这几位以“丰亨豫大”为口号，要把东京建造得更加富丽堂皇。崇宁元年，童贯在苏、杭等地设置“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的各种工匠几千人，掠取东南民间的宝贵原料，制造象牙、犀角、金玉、竹藤，以及雕刻、织绣等各种器物和工艺品。两年后，皇帝又在造作局外设“应奉局”，由“六贼”之一朱勐主持，向东南各地居民搜刮花石竹木和奇珍异品。民间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搬运时，拆屋破墙，全不顾惜百姓死活。应奉局搜刮的物品用船只向东京运送，每十船组成纲，是为“花石纲”。
青溪县多产竹木漆，正是应奉局重点酷取之地。这种沉重的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尤其是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赤贫者身上。
深受剥削压迫之苦，方腊遂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誓师“起义”时，乃控诉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
方腊之乱极具代表性，也算是规模最大的叛乱事件，事实上，近十年来，平均一年便会有两次“揭竿而起”。
河北闹饥荒，若不及时的止损，极大概率会引发民乱，这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大定王国无法接（承）受的。
所以说，甘家只是不小心触碰了雷区，被抓作典型以树朝廷之威，说冤也不冤。
再说，你一个甘家年收入就差不多与上饶县的GDP持平，人家不馋吗？
唯一的利好消息是，甘家暂时处于关押待审阶段，这……似乎是可以操作一二的。
要钱还是要命，正常的人都知道如何选择。想起常伷貌似不经意的点拨，冯过稍稍松了口气，随即去见了父亲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