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些旖旎，也蕴含暧昧，那种氛围让双方都觉得极为舒适，又或多或少有些微窃喜与期待。
当然，她是不会主动表示什么的，交浅言深呢。他更不会，毕竟，她正青春年华，而他，似已曾经沧海了。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子挺好的。
不过之后，董小宛居然让甄金莲去了一趟小骆村找冯过，这是找上门来了呀，有“奸情”？
此事难免引发多重猜测，需知董小宛乃是时下青楼界的顶流，觊觎者不知凡几，若非“云想阁”背后站的是常伷，这位公认的信州第一清倌人怕是早被霸王硬上弓了。
此姝自出道以来便吸睛无数，短时间内便拥有大批拥趸，几乎预定了下届花魁大会的“状元”。但她极少登台演出，即便出现也是轻纱蒙面，罕有人能一睹芳容。
越是如此，便越惹人。便有那豪商权贵放话说愿出千金以拔头筹，这便真真成“董千金”了。
对这等真真假假的风言风语，身价日涨的她只当未闻，如空谷幽兰般恬静婉约，超尘脱俗。
但她的贴身小婢竟然去了冯家，再联想到冯过曾上过绿柔二楼，这是勾搭成奸了么？
一时间，暗流涌动，群情激愤，凭什么呀？凭什么让冯过捷足先登了？那些个垂涎美色的男人们脑补各种香艳画面，愤恨难当。但想想冯过背景，冯氏家族，资哲辛弃疾费宏……太难了，难报大仇，只能暗地里咬牙切齿、捶胸顿足。
冯过并不知晓自己已成“公敌”，即便晓得此节亦只哂然一笑。上回自己答应了赠词予董小宛，春节期间忙碌竟是忘了此事，甄金莲是上门“讨债”的。
欠债还钱呗，天经地义。
好吧，也是一时嘴欠，那时那境之际，莫名其妙的就答应了她的半懒不懒的“请求”……咦，居然还真的答应了。
二世为人，他始终秉持不欠人。只是啊，活着，似乎总得欠或者被欠。见过的是，欠别人的心安理得；被各种追讨的狼狈不堪。
不需要吧？
不需要。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七情六欲，哪能跳脱于红尘外？什么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你不说，谁懂？
你说了，有人懂。嗯，那个就是你要找的人。
如此，而已。
怕的是，懂了，告诉自己“随便吧”。
冯过明白的。
不要“一逢而过”吧……？
他想的是，自己的命运还得自我掌握。即便有偏差，别偏太远。
但真的有点远。
譬如，他以为的“君子之交”在外界看来根本就是欲盖弥彰的“你侬我侬”，此地无银三百两哪，拉仇恨的举动。
他倒是不以为然，但却让家人有些紧张。确切的说，是冯沈氏“如临大敌”。
年后十五岁了，放在寻常人家已是婚配之龄。事实上，自打冯过院试过关，便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
说到底，这是个“士”的时代。
士农工商，四民“士”为首。士者，既指读书人，又是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如著书立说的学士，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懂阴阳历算的方士，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
先秦时期，贵族分为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
士，是等级最低的贵族。这一等级的贵族，和前面三种截然不同：天子自不用说，拥有难以想象财富；诸侯和大夫也都是有封地，有官职，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但“士”，只有一个头衔，没有封地，没有官职，甚至连住的房子都没有。
及至到了大定王朝，士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文苑传·序》云：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定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曰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摧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定太祖常威“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用文吏夺武臣之权”主要是为了使常定王朝不致重蹈昌、楚的覆辙，并非出于“一时之好尚”，而是“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大定为推行文官政治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然而，即便有着物质基础，却缺乏人才，这就使得大定重视科举制度的完善，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一些有着真才实学的文人来治理这个国家。
科举做官人数的增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开始成型。
王临川变法，更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达到巅峰。
现而今，士大夫已成特权阶层。而想入此阶层，唯走科举之道。
冯过算是甫入门槛，一步内一步外。
秀才，算不得什么，但十四岁的秀才绝无仅有，前途无量。
信州不缺豪商，亦不乏文人儒士，但似冯过这般早出名的并不多见。这，已不仅仅是潜力股，而是值得大手笔投资的对象。如何投资？最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当然是把他变成自己人。嗯，冯七郎尚未婚娶呀。
所以，冯沈氏很烦恼，那种幸福感爆棚无法宣泄不断叠加的烦恼。
并非矫情，人世间无论任何事物，太多都会引发不适，即便是所谓的幸福。
讲真，冯沈氏原本是念叨着要小七早日娶妻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开枝散叶方是为人子女者最大的孝心。况且，成家立业，男人得先成家才能立业，耽耽搁搁、挑三拣四的，很容易就错过“黄金年龄”了。
当然，这年头打光棍的并不多。
嗯，这个时空男女比例也是失衡的，只不过与那个时空的二十一世纪恰恰相反——男少女多。
尤记得，那个时空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不乏中年）比比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钱的男人一个人有几个老婆，没钱的男人几个人一个老婆……咳咳，似乎偏激了……更离谱的是，结婚彩礼节节攀升，某省的聘金竟然高达28.8万，再加上昂贵的金器（项链戒指耳环等）、新衣服、亲属见面礼、宴席费用等等，娶门亲得耗费近五十万。这是什么个概念？普通工薪阶层得不吃不喝工作十年方能攒这笔钱。更要命的是，还得有车有房。这就难怪好些男人成为“单身狗”了，真心娶不起啊。女人是绝不愁嫁的，即便是离异妇女再婚，也是张口就要八万八的彩礼……
这个时空倒是反过来了，男人不愁娶，老光棍绝无仅有。究其根由，还是因为战祸。
战国时期，要求女子在十五岁之前便要嫁出去，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规定女子十二岁便要出嫁，大昌则要求女子需要在十四岁时嫁出去。杜牧作诗云“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此时早已嫁作他人妇。
汉高祖刘邦时曾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思就是如果老百姓生了孩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赋税徭役。惠帝在位时又专门颁布法令，规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岁不嫁，五算”。算指的是算赋，汉朝时正常该年龄段的人每年只交一算，即120钱，而该法令出台后，十五岁到三十岁的未婚女子则要交正常五倍的算赋，这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迫于高额算赋而早早的将女儿出嫁。
《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太祖时律令曰：“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也就是说，女子到了15岁若还没有嫁人，那么不光她自己要遭受惩罚，甚至连累家人与她受罪，将面临被判入狱等惩罚
仁宗朝时甚至颁布了“养胎令”——怀孕时期的女子能够获得补贴，甚至贫穷家庭还能够减免赋税。
到了理宗朝时稍好些，规定男十六、女十四可婚配。
早婚，乃是大势所趋，而这“势”则是缘于人口增长的需求。
秦朝时全国总人口大约有两千万，但经历秦末天下大乱后，全国人口损失惨重。史载“方之六国，无损其二”，《汉书》也说“汉初，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所以到了汉初，全国人口仅约有一千五百万，并且此时新生的汉帝国国力凋敝，经济残破，“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最重要的是，汉代的税收主要是租、赋，租指地租，赋是人头税，这两项都和人口有密切联系，并且汉朝轻地租而重人头，所以恢复经济的首要前提是要恢复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视且鼓励早婚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本朝中早期也遇此难关，自是不允许“晚婚”，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方大大缓解，但仍是鼓励早婚早育。人多力量大嘛，并非是民间百姓的愚言妄语，王朝政权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期获取足够的生产力。
是以，只要不是上无片瓦遮身、中无凉水裹腹的、下无田地谋生的“三无男人”，绝大多数男人在二十岁之前便会娶妻生子。
似冯过这等高富帅，原本就是“一家有子百家求”，及至得了秀才功名，家里的门槛还不让媒人给踩破？
于冯沈者，便是痛并快乐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