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资哲神情复杂的看了冯过一眼，叹道：“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过之，吾欲将此文编入国子监程文，可否？”
冯过还能sayno不成，国子监程文呢，这是大贤名儒方有的待遇，是要为天下学子传颂的。
他也不会妄自菲薄，这篇文章当得起，因为它的题目叫：“师说”。
这个时空没有“唐宋八大家”一说，那些个大名鼎鼎的姓名和绝大多数名篇并没有悉数出现，包括韩愈以及出自他手的这篇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
其时，当着冯过的面，资哲并没多说什么，心中却是震憾不已，这样的文章，何止是发人深省，简直是震耳发聩哪。
之后他第一时间给辛弃疾去信，信中高度赞扬了“师说”，言称此文实属罕见，可为文中典范。
他给出的评价是：说理透辟，气势磅礴，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形成了闳其中而肆其外
的独特风格。真气足以动千载下之人。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文章概念明晰，论证严密。如文章一开头就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并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定义了老师的职责。接着从这个定义出发，由“解惑”说到“从师”。经过一番推论，又得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其间层层衔接，一气贯通，毫无冗余之处，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全文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辛弃疾收信后亦是大为震惊，冯过时文功力他是知晓的，那也仅仅是局限于八股文，这没了格式限制，竟是能如此天马行空。文章不似现今盛行的写作手法，远离了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却新颖入胜，令人耳目一新，蓦然见到了一条崭新的制文之道。
他丝毫不吝溢美之词：“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冯改之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京师，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事实上，《师说》一文经资哲与辛弃疾推荐，便如生了飞翼般传扬开去，定、燕、西宁、云明，甚至连北方蛮夷之地----后金亦在传诵。
此文可谓是文坛一股清流，一面世便引领出新潮流，由此衍生的后续影响让人瞠目结舌，页是始作俑者冯过万万预想不到的。
他不经意说出那句名言后，多少是有些后悔的，心底里却也不愿明珠蒙尘，干脆顺势将这篇文章抄了出来。
原本是无心操作，他却忽略了时下文坛大环境，这样的文章犹如深水炸弹，自然会掀起惊涛骇浪，搅翻了这一坛死水。
时下八股文当道，而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
骈文起源于两汉，“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极盛于两晋南北朝。这种文体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与藻饰。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又称四六文，常作为骈文的别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刘勰把骈偶的形成归于自然，他在《文心雕龙·丽辞》说：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八股文从形式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能使心思入细，理路清晰，并非无长处可言。八股文格律整肃、界划分明，理路分明、文辞繁富，会作八股之人鲜见文理杂乱者。正所谓“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
时人如此评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然而，为了选拔少数官吏，却诱使大多数读书人为求登科及第，绞尽脑汁，精心研习，竭尽心力，以至模仿盛行避忌甚多，于是陈陈相因，每况愈下，导致知识渐趋贫乏，思想日益僵化。这就无端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光阴与心血。
辛弃疾直斥八股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中国文士，专尚制义，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陈亮更是辛辣嘲讽这种乱象道：“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醉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作为时文大家的资哲对这种现象也深恶痛绝：“古者学成而为进士，后世成进士，始可以为学。兢兢守四子一经之说，一切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相戒屏斥，以是为不利于科举。”
“以科目网罗天下之士，已而诸科皆罢，独以时文相尚，而进士一途，遂成积重不反之势。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
文坛一直都有改革的声音，但反对改革的声音始终占了上风。反对派摆出的道理很简单，八股取士历经漫长的过程方成定例，普天之下的学子自幼便开始学习时文，你让他更换门庭，改用其它文体作文，岂非是断人前程。就算八股文有种种弊端，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更何况，拿八股文与骈文相比，岂不正证明了其可取之处？
夫经语皆朴，惟《诗》、《易》独华。《诗》之比物也杂，故辞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辞惊而创。此骈语之出乎。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长门赋》是汉赋中的经典，也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骈句，用极为靡奢的词句，极尽夸张和想象，字字珠矶，华丽妍奇，文风瑰丽。经过他别具匠心的铺排，他的赋形成了“虎啸而谷风冽，龙兴而致云气”的风格，开创了骈体文的先河。你能说他的文章写的不好？
除赋之外，史传、奏疏、论说等等文学体裁，都显示出了词采飞扬，凝练庄重，对仗工整的骈俪化风格和特点，这也恰恰是文化最为繁荣昌盛之时。
改革派反驳道，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家的文章，形式多样，文现撒脱，以气运文，骈散兼驭，文章结构流畅谐婉，追求辞藻、讲究字句的整齐对仗。在曹植、陈琳等人的文章风格带动下，文人的创作形成了追求形式华美、用典繁多，甚至通篇皆是骈偶的矫枉过正之举。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过分追求语句的对仗和“每句必骈”，其实是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极端。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过着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他们文章的主题并不是反映社会现象，揭露社会黑暗，而是展示内心世界，展示自己的“才思”和文学功底。他们过分追求文章的艺术形式，追求文章的写作技巧，“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实质上文章空洞无物，只是“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
骈文统制文坛的后果是使得文坛千篇一律，文章都整齐划一，虽然用词用句更为华丽，雕琢得十分精美，但只重典故，全借古语引申今情，文章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文学的差异性没有了，文章的气势也没有了。
骂战从骈文一直到“西昆体”，乃至于“花间派”都没有放过。
所谓西昆体，是定国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是以杨亿为首的十七位定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昌诗风的沿续，艺术上大多师法李商隐，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
但在辛弃疾等人看来，西昆体雕采太甚，用典失度，精丽而流于浮艳，而且思想内容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万不可取。
至于“花间派”，则是词风流派，弊病与西昆体类似。
文以载道，若是文人士子皆沉淤于此道，则必是误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