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定崇宁三年九月的“鹅湖文会”是不如楚淳熙二年六月的朱、陆“鹅湖之会”影响深运的，但在文学家看来则不然。
首先，第二次“鹅湖文会”参与者远胜首次，网罗了信州名士不说，便是浙江、福建、南直隶亦有文人士子赶赴其会，这种场面是极其罕见的。
其次，文会共收录了二百一十八篇讲谈、诗词，其中不乏传世名篇，尤以辛弃疾与陈亮的唱和词最为传唱。二人在词坛的地位恰是由此开始。
再者，“心学”乃是以此为契机奠定坚实之基，终大定一朝压过理学成为世人认可的学说。要说鹅湖是心学的发祥地也不为过。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一大批名人学者在这次文会崭露头角，大名鼎鼎的“信州四子”有了雏形，影响后世深矣。品涩居士冯改之一飞冲天自此而始，青史留名。
但斯时可无人能作此预料。
辛弃疾几位心学大佬确是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凭借各自名望聚集了数百士子，终极目的便是为了推广心学之道。稍稍遗憾的是，这场传销……推销大会不尽圆满，只网罗了三两只小鱼小虾。
文会第三日仍是心学讲谈，三大流派轮番洗脑……通过交汇融通，力求整合出一套完整的驳斥理学的可行性理念。
呵呵，大多是老生常谈，哲学嘛，哪有那么容易推陈出新。
倒是“门外汉”陈亮肆无忌惮的大放地图炮，对准朱氏理学狂轰滥炸，反而吸引了一批拥趸者。
他提倡“实事实功”，并斥责理学家空谈心性，讥讽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
他主张的“事功之学”，思想的基本要点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和朱子夫的理学思想大相径庭。
朱子夫认为中国历史有两个截然不同阶段，三代以上行的是王道，讲“义”；三代以三行的是霸道，专讲“利”。朱子夫是发挥二程的历史观点。
陈亮反驳朱子夫的说法。他说，从孟子、荀子论义利王霸，一直到汉昌诸儒，都不能阐明这个问题，昌代伊、洛的理学家诸公作了阐释。但如果把三代和三代以后分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说三代专以天理行，汉昌专以人欲行，这样的说法不能让人信服。按照这样的观点，三代以后的一千八百年历史“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陈亮认为汉、昌之君同样有宏大开阔的本领。
朱子夫又用“暗合说”解释，历史是由“道”支配的。三代行王道，三代以后的汉、昌君王的行事，可以称赞的只是“暗合”于道；全面地看，还是“利欲”的表现。所以，尧、舜、三代自是尧、舜、三代；汉祖昌宗自是汉祖昌宗，终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合而为一。朱
子夫坚持认为三代以后，其间虽然有小康之世，但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的道没有继续下去，这个“道”只能行于天地之间。汉高祖、昌太宗，特别是昌太宗，其心“无一念不出于人欲”，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显然，朱子夫对历史的看法是历史退化的观点。
陈亮认为三代以后，“道”仍在流行，因而不能把三代以后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但汉昌之君能否胜过三代之君，汉昌能否度越三代？陈亮没有回答。
关于“成人之道”问题：朱子夫让人们安坐不动，不问国家存亡，生民之利，“独善其身”，作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儒。陈亮针锋相对，指出要做“志在天下”，“大有为”的英雄豪杰。这样的人才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大智大勇，才德双行。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
“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
“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
“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
………………
说的好，说的妙，说的呱呱叫。
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与其夸夸其谈，莫如实事功利。
在冯过看来，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儒家思想（道学、理学）原则指导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改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称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没时间思考道德和忠君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和准圣人系统的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克制。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无为之学”，害国、害社会，害人不浅。
陈亮反对这种意识形态，提倡“事功”之学。他感情激昂，风格豪放。他不管儒家那一套拘束，琴、棋、书、画样样都爱。题诗、填词、作对、舞剑、著文件件皆能。
他认为应该“广通博洽”，无论儒家经典，还是各种史书，抑或诸类兵家、山川形势，官民商农等知识，以至农圃园圃，凡符合经世致用的，皆应成为教育内容。陈亮也重视讲习儒经，但他不热衷于文字考据，而是在深刻领会“五经之大旨”的基础上，面向现实，切于实事，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
冯过非常认可陈亮提出的“学以致用”、“勇于创新”、“因人施教”、“师生讲论”等方式，以及他抛弃理学的那种静坐读书、涵养心性、“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求方法。
事实上，便连费宏也叹道：“才太高、论太锐、迹太露，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可畏！可畏！”
但这事功学说恰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早有蜻蜓立上头”，只在浙东颇具影响，无法与理学、心学抗衡。即便有人认同支持，却不敢摆在明面，毕竟在理学当道的大定，你想特立独行，就得作好“一事无成”的心理准备，这不恰恰有悖于“事功”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有所作为，还得积蓄一定的实力才切实可行。
冯过便作此想。
他打心底为陈亮点赞，却不会公然支持，何以？一是年龄太小，理应多听多看少说，沉默是金啊，可不能胡言乱语；更何况他本身就刻上了心学的烙印，若是转投其它学派，正是犯了士林大忌，自掘坟墓罢了。
但不管怎样，事功，方是救国之道。
至于本次鹅湖文会，在他看来，陈龙川方是最大的亮点，既有慷慨激昂的事功学说的阐述及对理学的铁血抨击，又与辛弃疾再三唱和，可封文会风云榜第一人。
是的，辛陈唱和并非只有文会那两阙《贺新郎》。
文会结束后，直觉告诉冯过，此事仍有后续。为此，他假借辛弃疾之名告诉负责刊印此次鹅湖文会相关事宜的三伯冯见贤，要么等上数日再刊印，要么就将辛陈唱酬二词摘出。在他信誓旦旦的劝说之下，冯见贤虽然将信将疑，仍是硬着头皮采纳了后者。毕竟，小七这段日子表现的太过惊艳，在族里算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待“吉阳书局”将《鹅湖文汇》刊印出来后，读者便惊愕地发现其中少了辛弃疾的“把酒长亭说”和陈亮的“老去凭谁说”二词，以为这是冯氏书局犯下的低级失误，不由一片哗然。
冯见贤唯有百般解释，只道实非失误乃是有意为之还请静候佳音云云，但也难息众怒。
好在旬日后，一本题为“辛陈唱和”的册子上市，这才圆满了结此事，“高瞻远瞩”的操作也为“吉阳书局”赢得一片赞声。
是的，“鹅湖文汇”的增刊----“辛陈唱和”刊印了六阙词，除了世人知晓的那二词，另有“老大那堪说”、“离乱从头说”、“话杀浑闲说”三阙。
二人的词中，无不显示着两人的气势宏伟、慷慨激昂，同时却也透露出悲壮无奈、苍茫凄凉之感。
五首往来应答之词写得十分精彩，情真意切，荡气回肠，只是用典略多，稍显古涩难懂。“辛陈唱和集”却是十分贴心的附上翔实的注释，让读者能读通。
好一句“据地一呼吾往矣”。
好一句“男儿到死心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