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曲水流觞”，乃是一种古代民间传统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后来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其主要作用为欢庆和娱乐、祈福免灾。
夏历的三月上巳日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意为除去灾祸不吉。
这项活动在后期便成了一些文人们的活动。其实就是在院子里挖一条小河，然后让仆人在河的上游将酒杯漂浮在河面上，当酒杯漂到哪位的面前时，那位就要去做一首诗。如果做不出的话就要去喝酒。
碧池萍嫩柳垂波，绮席丝镛舞翠娥。为报会稽亭上客，永和应不胜元和。
鹅湖峰原本就不高，山势平缓，溪流盘桓而下，九曲十八弯，倒是最适合“曲水流觞”。
松柏成林，奇石嶙峋，秋风送爽，幽香沁脾，更有丝竹管弦之乐萦绕耳侧，直似天上人间。
数十米的溪畔围了数百人，溪流弯折处挤满了人，几无立足之地。何也？谁都不傻，这种地方可是“风水宝地”哪，酒觞顺水流而下，在水势平缓弯曲之处必会稍停，漂到谁的面前，这人可是要表演节目的哦。嗯，此时此景，我想吟诗一首……
这可是出风头的大好机会，不尽力争取才是傻子呢。
昨日冯过三阙半出尽风头，声名大振，这不，隔日董小宛便吟唱起“浣溪沙”来，这是要火的节奏哪。若是自己也作出传唱的诗词，非止可在前辈跟前露脸，更可在美女那留下好印象，一举多得，自是要争取表现的机会。
至于那冯案首，大概是昨日已然用尽“存稿”，这会儿远离溪畔，摆出作壁上观的姿态。也对，他要是还有昨日那水准的词作，那才是真见了鬼了，精妙好词又非大白菜，可以论斤卖啊？
这些人还真是误解了冯过，对开了挂的他而言，诗词文章什么的的确不论斤卖，那是可以按箩筐称的。
只是，做人莫太高调，该装13时得装，该低调时也得低调，有那三阙半坐镇，这风头岂是等闲抢得走的？
这不，酒觞顺流而下，已有十余士子饮酒作文，大抵吟诵秋色、称颂文会，不至于拙劣不堪，却也实在谈不上精妙卓绝。
这是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诗词歌赋、小说话本竞放光彩，却也是文化式微的时代，各种体载的文体各有吹捧者，但皆无执牛耳者。也就是说，现今的文坛缺少旗帜性人物，无论是在大定，还是在大燕、后辽抑或是西宁、云明。
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可归于二字：战祸。
自五代十国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四分五裂之状，南北对歭，烽火不息。无论是北方的隋、契丹、燕，还是南方的昌、楚、定，始终处于敌对态势，间或有和平期，却也不安稳。譬如大定与西宁，譬如大燕与后辽，摩擦不断，虽无大战事，但隔三差五的便会打上一战。
社会不稳定，何来发展一说？尤其是文化。
都会武功立国，文治安国，自古如是。时下将这治国策略做到极致的是云明国。
秦楚（北方契丹）时，段思平灭大义宁建国。都城羊苴咩城，国号大理，以其尊崇佛教，又称妙香国。
昔年楚太祖鉴于昌国的失败，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云明段素英笃信佛教，刺文著述《传灯录》举行开科取士，以和尚读儒书者应考，这些人称“释儒”，官吏多从释儒中选任。
如今的云理国主乃是段誉，算是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明白与大定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尽管大定与云理国的关系由于定太祖的“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然而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大定称臣。段誉特别重视加强与定国的联系，入贡大理马、麝香、牛黄、细毡等土特产，还派幻戏乐人到大定表演，深得常佶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等。
云理国的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脱胎于军事民主制度，借鉴了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设置，进行了民族内部的改革。云理三百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大定政权曾多次册封云理统治者为王。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云理时盛行。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又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可说云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多位国王都曾先后禅位为僧。
“家无贫富皆有佛堂，少长手不释念珠。”
这可真真是神操作。
佛的宗旨如果用一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心”。用两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放下”；用三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毕竟空”；用四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回归自性”；用五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一切皆成佛”；用十六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用白话来表达的话，就是“离苦得乐，圆满成佛”。
俺都举国信佛了，当然是向往和平毫无主动伤害性的，比乌龟还蜷缩的厉害，你好意思来盘俺？那样就太不道义了，我佛慈悲哪。
嗯，这波操作硬是要得，为其点赞。
但大定（包括秦楚王朝）真那么好相与么？答案自是否定的。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之所以容尔等苟且偷生，实乃吾无暇南下也。
秦楚立国后，与契丹人连年恶斗，国力大损，勉强维持住南北对歭的局面，哪腾得出手来南征云明？
到了常定王朝，政治生态愈发紧张，眼见着大燕与西宁眉来眼去卿卿我我的结为同盟国，生恐这二位来个西、北夹击，本来应对大燕就占不了上风，再加上西宁，定然疲于应付，一个不好便有覆国之虞，唯有合纵连横、远交近攻才是上策。
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后辽便是这位值得深交的朋友嘛。大定自是看准了这一点，哲宗朝时便与后辽勾搭串联……结为通国之好，以此震慑共同的敌人----大燕。
至于云理这位听话的小弟，许以些许好处便是了，值得利用一波。
再说回文化没落这事，亦是因国策使然。
大定立国之初，太祖、太宗二位帝王在一边与北方政权作时的同时，为避免新生的政权再次陷入分裂，重蹈楚王朝后期分裂割据的覆辙，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以求远离“武人政治”。
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大定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从那时候开始文人开始以儒家治国，同时也以儒家治军，大定也就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个绳索，随着三冗问题的越来越严重，绳索也越扣越紧。
“三冗”通俗点说就是“冗兵”、“冗费”、“冗官”。
前二者不提，就说说后者。“冗官”指的是官员，大定的职能部门众多，而且被层层细化，每一个部门都有好几个官员。就比如有的负责审批，但盖章不属于他管，得着其他人。这样细化的衙门带来的问题就是办事拖沓，且互相推诿。而越来越多的官员也就互相抱团，形成了朋党，最终结果就是尾大不掉。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得归咎于科举。大定科举取士的人数已经达到了秦楚的二十倍之多，社会重学风气逐步形成，在科举之下“求君于科场之中”以求飞黄腾达成为一种舆论共识。
“庠序不教之以道义，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
大量官员并不想把本职工作和业务做好，反而盘算如何贿赂高官、趋炎附势、攀附权贵、拉拢关系以求升迁得道的机会。
所谓“违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
政治生态便是如此，偌大的官僚体系几乎全想着钻营阿附，为民谋利都成了空谈，又哪有心思钻研学问？
到明宗朝时，文化发展便处于停滞不前之境，这数十年来，几已成了文化荒漠。
嗯，也不尽然。
当今圣上常佶长于书画并创“瘦金体”。这种字体瘦劲，有金石之感，故称为“瘦金体”。其特色在于，看似无肉，却骨中带肉，看似鲜有变化，却字字妙趣横生。每一个字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字与字之间，画与画之间看似独立却皆有牵连，给人一种干脆利索，轻巧有力的感觉。
“瘦金体”一出，立即风靡大定，上行下效，仅书法之道倒是发展迅猛，时下书法名家便已远超昌、楚之和。
但是，秦楚末年，楚衰帝便是精于填词的乐律大家，多有名篇传世，常佶莫非要成为……定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