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二年六月，吕祖和为了调和朱子夫“理学”和陆雍“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玄、陆雍兄弟前来与朱子夫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关于这一点，陆雍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会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
此次“鹅湖之会”，双方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朱子夫强调“格物致知”，陆氏兄弟则主张“发明本心”。三百年来，双方的理念仍各有支持者，但实际上已分出了高下。
当初，陆氏兄弟以为，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而朱子夫则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
当然，陆氏并非是说读书无用，但所禀持的论点太过高大上，一般的士子还真无法参透。
反而是辨论略输一筹的朱子夫的观点经过时间的洗礼为广大读书人所接受、认同，这从科举中便能佐证。
科举重八股文，而八股文是要“代圣贤立言”，即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说话。
大定立国之初便规定，科举由考“经义”改为考八股文，即考生答题之时必须要按照八股的方式写作，要求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这叫做代圣人立言，且对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也都要求相对成文，甚至对文章字数也有严格限制。同时，论述内容必须以朱子夫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不再允许学生违背经注和自由发挥。
这就厉害了，老先生编的东西成了“高考标准答案”，就问你们服不服？
是以，朱子夫成了“朱夫子”。
总而言之，朱子夫的历史地位已远超陆氏兄弟，程朱理学大行其道。
不过，此时由陆氏创导、一脉相承的心学也有了不少拥趸，如辛弃疾、资哲、陈同甫等人便是其中咖位较高的代表。
此次鹅湖文会，大抵就是这几位鼓捣出来为心学摇旗呐喊的“推广会”。在此大环境下，显得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道之所至，虽千万人吾往矣。
文人，自古便不乏热血者，卫道直言，死得其所。
大家坐定，作为东道主的书院山长徐昭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大抵是些“蓬荜生辉”、“惠然之顾”、“箪食壶浆”之类的词，自然赢得一片掌声。
接下来便是辛弃疾、费宏、资哲等贵宾的讲话，并无太多新意，无非是谦谦之词。
冯过老神在在，心想这与那世的大会小议并无甚区别嘛，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本次文会的议程早有设定，首日并无学术之辩，而是让与会诸生作文，交由座中前辈评点。这属于提携后进之举，亦是笼络人心，此时的后学末进他日亦是前辈贤能，藉此施结善缘，皆大欢喜。
此时举官虽无“行卷”一说，但在文坛大贤跟前展露才华，只要操作得当，或许能入其法眼收为弟子门生，那……至少可少奋斗十年呀。书生迂腐？也得视情况而言，真是傻子能有读书的智商？
座中士子跃跃欲试，自恃才学上佳者作沉思状，胸有成竹。
现场作文自是不可能的，又非曹八斗能七步成诗，再如何才思敏捷也不敢托大。文会流程早早地广为告之，与会者还不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的做好应对之法？再不济还可请枪手……嘘，弄虚作假是不对的，不可为外人知也。
不过，想扬名立万是一回事，枪打出头鸟的道理还是懂的，场中诸生目光乱瞟，作观望状。
观望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名声在外的“才子”，如费懋贤，如徐元杰，如刘几，如冯过。
冯过乃是新鲜出炉的院试案首，经过短时间的发酵，其才学正为更多的人所认可。座中即便是早过院试、乡试的秀才相公、举人老爷，亦是自忖稍有弗如，不免存了让其先出风头的心思。
不过，亦有那脑瓜子转的快的机灵鬼抢先出手，讲究个先发制人嘛。你想啊，若是让冯过这些个已得到认证的才子先行亮招，那便是妥妥的“珠玉在前”了。不是说自奢入简难嘛，先读美文再读寻常文章，当然会味同嚼蜡，徒添笑柄罢了。
很快便有人起身诵读自己的“拙作”，念罢，亦不赘言，默然落座。
此人“献丑”的一肯五言诗，诗作平平，自是泛不出丁点水花。
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才是书生的正确打开方式嘛。
既已有了带头大哥（小弟），观望亦是多余，便连续不断的有人宣读自己的文章。一时间，高亢激昂、顿挫抑扬的朗诵声不绝于耳，煞是热闹。
诵文几乎全是诗词，罕有散文八股。在这种场合讲究的是“短小精悍”，若无十足把握，长篇累牍的弄出篇作文来，极有可能沦为老太太的裹脚布，臭不可闻。
不多会已有四十多学子献读己作，“主席台”就座的大佬们神情如初，面色如常。
呵呵，讲真，这几位可是文坛大神级人物，哪位不是制文高手？寻常文字可打动不了他们。
这个时空的历史轨迹不尽相同，从南北朝后的大中国一直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文化传承与发展也是停滞不前或者说是发展极缓。时下的作文风格与魏晋南北朝颇为相近。
八股文不必说，极其注重对偶，私塾学堂在教学生写八股文之前，都要先教对对子，为日后写八股文打好基础。大抵就是“云对雨，雪对风。临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针对八股文的“破题”也有一项专门的训练，叫“猜诗谜”。因为只有破题写的准，后面的文章才能写好、写对。
而且，文中需用有据可查的典故，不能胡编乱造。
在大楚朝时，二十二岁的名儒苏纯去汴京应试，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考官的青睐，于是将此文推荐给主考官。
主考官仔细看完文章后，赞叹不已，但是对文中一个地方想不明白。
当时苏纯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引用了一个典故，是这样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意思是说当贤德的尧治理天下的时候，皋陶被任命为法官。有一次，他要以死刑处死那些犯了法的人。皋陶在朝堂上一定要处死这些犯罪之人，并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然而尧却说要宽宥他们，并也多次坚持自己的观点。
主考官一生博览群书，但对此典故却很陌生，当时就问同考官此典出处，可同考官也没想出来，两人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皆偶忘之”，同考官干脆找了个台阶下，说：“何须出处！”便不再纠结于此。等到大考结束，苏纯前往主考官府上拜会，主考官见到这位青年才俊，又想起判卷时的疑惑，于是把《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典故翻出来，问苏纯出自哪本书籍。苏纯回答道：“事在《后汉书·孔融传》注！”但主考官遍翻此书皆不可见。苏纯只好承认：“想当然耳。”
自编典故，就问你牛不牛？
此为科场雅事，可一不可二也。
南北朝延承魏晋文风，即追求“新变”。文坛上，不仅可见许多文学形式产生、发展，奠定了后世创作的基础，而且有些体裁，在当时已经达到巅峰，其绚丽精美，非但空前，亦为后世所难以企及。体式上完成了古诗从四言、骚体到五言乃至七言的发展过渡，尤其五言诗在形式上完全成熟，成为古代诗人沿用千年的正统诗体；内容方面则开辟了咏怀、咏史、游仙、招隐、玄言、田园、山水等丰富多采的题材。
受此影响，此时的诗词文章走的尽是辞采华丽、骈四俪六的路数，极尽雕琢之能事。换句不好听的，那便是空洞苍白。
辛弃疾几人对此厌绝，一直倡导行文辞句用实，自是对这些刻意雕琢的诗词不感冒，期待着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出现。
这时，徐元杰昂然起身：“吾有一诗，请诸位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