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赋税高，主要是内府开支、军费和官员工资，尤其是军费，光中央禁军就有百万，还不算上各地的厢军，资金都是由政府供给。为了拿钱养兵，定政府的税收项目之多，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高额的赋税会让下层人民过得很辛苦，一旦碰上收益不佳的年份，百姓就过去下去了，于是民乱爆发，但是这种民乱是很有地域性的，往往仅限于收益不佳的地区。
朝廷在处理起义军的政策上也是恩威并施，对于义军首领严惩不贷，其他人员会给予安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定廷对于灾民会采取各种安抚措施，比如收编入军，还有就是各种福利院以及政府补助，政府还会协调富人搞慈善资助难民。所以这么一来，大定的起义虽然多，但是分布很散，规模根本动摇不了国家根本，又很快会被政府军剿灭，所以才能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仍然屹立不倒，还能安享盛世繁华。
其次，大定经济发展比较好，民间比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层，最受压迫的人，但是这种人对统治结构最没有危险。真正有望成功的起义（也是对统治结构构成危险的阶层）往往需要社会中和中下层的参与。只靠最低层的是没有用的。
冯过便这么和辛弃疾、宗泽这些主战派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有一个最底层的受压迫的阶层，如果不是一个族群里产生，就会向其他族群发展。很可惜，大定朝廷总体政策是固本，但不健体。如果大定以族群的生存考虑而向外发展，将国内矛盾和最底层阶级外移的话，就一定会富强起来。可惜的是，大定的军力无法支持国战，导致国内矛盾越来越严重。而后是各种招安平抚，陷入恶性循环中难以收拾。
事实上，大定百五十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前些年的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最大规模的钟相、杨幺民变，也只是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以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至于所谓“替天行道”的“梁山聚义”，更只是一小股民变而已。
归根结底是因为大定建国时间短，矛盾还没积累到爆发大起义。
比如东汉建立和黄巾大起义中间间隔了一百六十年，这还是因为东汉是在西汉的基础建立的，并没有经过大破大立，传统利益集团依然根深蒂固。
黄巢起义更是在大昌建国二百六十年才发生。
大定之前是经历了几百年的五代的乱世，人民十分渴望统一和安定，相对来说立国时间比较短，社会矛盾还没积累到总爆发的地步。
其次，就是大定实行的重文轻武的国策，确实起到了安定内部的作用。大定优待士大夫，地主士绅阶级的力量强大，忠诚度高，不会轻易参与到所谓的农民起义中去。没有知识分子的加入，农民起义者天然的局限性导致他们没法扩大成全国性质的起义，逐渐变成了流寇。
农民起义是有明确的纲领和政治目标，以建立政权的形式，反抗当权者，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基本政权管理，有健康稳定的税收。以军事斗争胜利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人民群众当中建立起威望，然后开科取士，吸引知识分子的大量进入，成为稳固政权的基础管理者。
而流寇则是因为吃不上饭而聚集起来的队伍，他们不一定有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仅仅是为了获得糊口的粮食，或者躲避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或者是发生了大的灾害，被迫起来抗争。
这些人一旦获得了粮食，甚至于获得了钱财，得到了女人，很快就会丧失斗争意志，开始寻求起享乐起来。哪怕在敌军围困中，也要自我麻痹，幻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综合起来看，大定的所谓农民起义其实大部分是流寇，这些农民起义者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也没有建立根据地和政权的举措。
再加上难以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进行转型，导致大定的起义基本上难以做大，甚至因为本朝特有的募兵制度，转而接受招安。
这也从侧面说明，大定实行的重文轻武优待读书人的国策，确实取到很好的效果，也确实终止了五代兵变频繁的乱象，这种国策虽然在面对入侵者的时候，严重削弱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在安定内政方面，这个国策确实收到了奇效。
从文臣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希望打仗的。一是文臣们不希望武将通过战争得到提拔；二是如果文臣们去领兵，确实不是他们能做到的，没那个金刚钻。
再加上动用军队确实太耗费钱粮，而封建王朝时期的军队纪律非常差劲，甚至祸害民众比匪徒更厉害。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会让起义死灰复燃、反复发作。
而如果选择使用招安的制度，那么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
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起义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通过招安，反而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向自己的“同行”反戈一击。而朝廷付出的不过是几个官职几份俸禄，与大军开拔相比，性价比是相当高。
而对于这些流寇来说，招安是一条人生上升通道。
正所谓：“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
通过招安，由贼成为了“官”，获得高官显爵，对于没有什么追求的流寇来说，确实是一条不错的人生捷径。
但显然刘钤辖不打算这么做，这，其实也是朝廷默许了的。
一遇民乱便招安，造反成了改变人生的康庄大道，于朝廷却是加重了负担，长此以往，委实承认担不起。认清了此节，便试试换种手段——以杀止乱，让造反者晓得走上这条路是要掉脑袋的，自然不敢轻易走上这条路。
至于说这其中有无“杀良冒功”，大头兵的兵饷并不高，一个个都指望着立战功呢，不奢望升官发财，赏钱总是有的。
于此，刘光世和宗泽颇有默契，有意忽略了此节。都说慈不掌兵，率兵之道并非简单的解衣推食，还得给予实实在在的利益，方能树威立信。
流寇就是流寇，虽说有可能是被裹挟，但也没少说烧杀抢掠的恶事。做了错事就得接受应有的惩罚，怨不得人，也怪不得命蹇时乖。路是自己选的，就得有坠入深渊的心理准备。
二人，都是狠人。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战场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是幻影，残酷壮烈才是真正的现实。古往今来，哪一场战争的代价不是血雨山河，不是白骨累累？更有甚者，是数以万计的士兵，乃至无辜百姓被坑杀。
白起率领秦军与赵军在上党决战，秦军大胜，收四十五万战俘，尽数坑杀——“乃挟诈而尽阬杀之”。而这一战，也让白起成为了令敌军闻名丧胆的人物，此后战役无不所向披靡，更是为秦一统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晋国在邲之战中兵败楚庄王，在楚臣的建议下，楚庄王阬杀了晋国士兵，筑成了京观，以威慑他国。
官渡之战，曹操和袁绍决战，曹操险胜，尽数坑杀了一支袁军战俘。
在十六朝的动荡时期，“阬杀”案例尤其繁多：西晋永嘉四年，石勒击败晋军，在武德“坑降卒万余”。晋建兴五年，前赵国刘聪为镇压平阳贵族，坑杀了一万五千多人。
王莽篡权之后，曾下诏处理异党，包括赵明、刘信、翟义、霍鸿等，悉数对其九族进行“阬杀”。更有甚者，他还下令用厚土掩盖尸体，修筑底面积为六丈，高为六尺的“京观”。之后，在土堆上插上六尺的旗杆，标注“反虏逆贼鲸鲵”字样，作为对同党及后来者的威吓。
拓跋珪率兵攻燕时，近五万燕军兵败被俘。魏王拓跋珪挑选了有才的燕臣后，想对被俘的四五万燕军派发衣粮遗还。中部大人王建劝道：“燕国强大，现倾国而来攻打我们，我们侥幸大胜，不如都把这些人活埋掉，燕国就空虚易取了。”拓跋珪听此言有理，就把近五万燕兵全部活埋。
大昌贞观二年，薛仁贵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五年，帝诏广州司马长孙师临瘗隋士战胔，毁高丽所立京观。
古语云“杀降不祥”，历史上的这些杀降者的下场都不是很好，白起最后被秦王迫逼自刎，项羽自杀于垓下，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杀死，唯独薛仁贵于七十之年善终。
但，对敌方的仁慈便是对己方的伤害，杀俘固然会导致名声不佳，在战场上越能起到威慑作用。为了胜利，为了己方将士少付出生命的代价，做个恶人……又何尝不可？
半月收复被贼寇侵据的城池，又是大功一件，但贼首张迪逃窜失踪，实在是犹若鱼鲠在喉。
张迪究竟去哪儿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