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世领命征剿张迪乱寇，包括威胜军在内的五个军州皆出兵辅佐。
但汾阳、昭德、晋宁、盖州皆为匪寇所占，各路厢军溃散，逃兵四下乱窜无法收拢，惟威胜军两营厢军可使，除却留守兵力，大抵只有三千余军士可以参加剿匪。
作为通判的冯过，虽无明令要求其协同作战，却也是有此职责的，终究还是参与了进来。
对于此起彼伏的“起义”，他是发自内心的反感乃至于厌恶。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这些所谓的“揭竿而起”固然有反抗统治阶级的腐败、昏政等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一己私欲，并非真的是想带领苦难民众翻身做主、摆脱噩运。
就拿最为轰轰烈烈的方腊摩尼教起义来说，真的是为了正义？
方腊为人豪爽，深得人心，又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又是贫苦出身，于是有许多生活困苦的农民追随他。方腊起义利用了摩尼教，他自号“圣公”，与朝廷分庭抗礼。
尽管方腊之乱只持续了一年多，但是祸延六州五十二县，戕害百姓二百多万，他败亡后所掠妇人自他的巢穴中逃出，全身赤裸，自缢于林中的，相望百多里。
一方面，方腊“起义”是一场反压迫的阶级斗争，崇宁帝只知贪图享乐，把江山社稷全都放在乱臣贼子手中，以蔡京为首的官员把持朝政，加速了大定朝廷的腐败。
另一方面，方腊以摩尼教的名义招揽起义群众，所以在很短时间内，方腊就召集了大批起义主力军。然而方腊所信仰的摩尼教和中国传统信仰的儒释道不同，导致了方腊占领这些地方后对不信摩尼教普通百姓的迫害。随着起义发展，方腊集团的上层人物也开始腐化，上面所讲的“所掠妇人，全身赤裸”应该是供他们享乐。
所以，所谓方腊起义只是一场动乱。
历史上的大动乱都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冯翊、西河、上郡、北地、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五千六百多万，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中国人口只剩下了一百四十万。
昌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
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由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农民是最为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知识较少，生活安定而少变化。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叛的。何为万不得已之时？是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时。因此，农民起义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生存而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补给方式是掠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流窜，他们很容易被招抚。他们缺乏知识，亦缺乏儒家之类可作为政治蓝图的东西，于是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战略。这些局限性使他们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便壮大起来，仍然可能如无头苍蝇，难觅方向。他们携带着农民的习性，重视实利，而非长远利益，亦难有高尚情怀，难免充满自私自利的气息。这一切都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壮大，使其难以走向成功。
农民起义势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处于劣势。刘邦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处理的相对比较好。而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多不善于此。
而且，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巨大，对文明的进步往往有阻滞作用。在打天下过程中，农民起义破坏性大，这缘于他们的动机——求生存，求财富。特别在起义初期，他们为生存不择手段，掠夺是常事，肆意杀戮也不罕见。这些都对社会经济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当其得到领地建立政权乃至统一天下之后，往往仍不能引领文明的进步。为何呢？其领导阶层多出于平民阶层，甚至是最为穷苦的民众，由于客观原因，他们往往缺乏知识，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多持仇视轻蔑态度。而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和引领者正是士大夫阶层。农民起义者执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有禁锢举措。
这些都是那个时空的后人所总结的，大致反应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可谓是一语中的。
说到底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方腊、宋江、张迪之流，打着“均贫富”、“替天行道”之幌子，实则只为牟取个人利益，比之腐败朝廷、贪官污吏更为可恶。
尤其是那张迪，“河北田虎”，果然是人如其名，何止是劣迹斑斑，简直是为祸一方、作恶多端的霸王，平素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勾连权贵坏事做尽。一旦东窗事发，主子们如烫手山芋般甩锅尚嫌不及，又怎会不识时务的再包庇？他倒是个狠人，那就干脆一拍两散，落草为寇尤觉不够，索性占城为王。
虽然所谓的“晋王”号称麾下有十万大军，但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根本就无即战力可言。
在冯过看来，招安于对张迪此獠无异于放虎归山，就当一棒子打死，以免再成祸害。
坏事做尽，一个招安投降就能洗白脱罪，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有官身的公人，这岂非太荒谬了，但偏偏就不止一次的发生了。这样的大定，真的是够颠覆三观的。
在剿匪一事上，宗泽与冯过态度一致，同样主张绝不可轻易放过张迪等罪魁祸首，否则会让民乱之势愈演愈烈。
关于如何征剿，三人讨论了一番。
张光世认为难点在于，张迪侵占四州数十县并分派心腹信任之人守城，而朝迁征伐兵力只有一万，自是不能分兵出击，但若集中一点，又恐贼寇据城待援，又或趁乱遁入莾莾大山，再想擒获则难矣。
见二人并无良计，冯过咳了声，说了四个字：“示敌以弱。”
宗、刘齐齐望向冯过，等着冯过往下说。
冯过组织了一下措辞，慢慢的说了他的建议。
张迪起事以来，所到之处官兵一碰即溃，到后面更是望风而逃，导致数十县落入其手，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如此一来，官兵给张迪造成的认知是不堪一击的。（冯过没有明言的是，所谓的“晋王”横扫各地厢军，说到底只是菜鸟互啄，只是厢军更怕死而已。）是以，实不必担心张迪会弃城逃窜。而乱匪占据数十县，只集中力量攻汾阳一点即可，只要擒获张迪，余者自会溃散。至于说担心张迪会据城死守待援，只要速度够快即可。具体之计，可以厢军佯攻汾阳之外各处，一万禁军挑选精锐攻汾阳，余者扼住逃向群山的关口。张迪盗贼始终是乌合之众，攻城时可佯装失败而邀击他们，届时敌势必然混乱，再以骑兵破阵，可以攻取也。
听罢冯过之计，刘光世沉吟片刻，笑道：“改之真乃文武全才也。”
宗泽也是面露嘉许，频频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