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假加上“五一”劳动节假期，王加根和方红梅可以休息七天。
因为没有钱，他们不可能去旅游景点或者大城市游玩。如果就这样呆在牌坊中学，或者主动要求上班，又怕别人笑话，骂他们傻。
唉！别人结婚都是想方设法多争取休息时间，天南海北地游山玩水，而王加根和方红梅竟然为如何打发假期发愁。
除了牌坊中学，也只有王李村和方湾镇两个地方可以去。刚刚去过一趟王李村，就碰到钱包被偷这么倒霉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与王厚义和胡月娥在一起，他们觉得特别不舒服，完全没有家里人的感觉。还有加叶和加花，整天哭哭闹闹，吵得不成样子。两人慎重考虑之后，决定还是去方湾菜园子村，权当是红梅出嫁后三天回门。加上现在正是摘棉花、收割小麦的大忙季节，可以帮红梅她爸妈干几天农活儿。
大清早，趁着教师和学生们还没有来到学校，他们就步行前往花园镇，准备坐八点多钟的火车到孝天城，然后从孝天城换乘长途汽车到方湾。
花园火车站的候车室与售票厅合二为一，是一幢外墙刷成奶黄色的平房，与四周灰不溜秋的民居形成鲜明对照，看上去显得富丽堂皇。售票窗口通常情况下是关闭的。只有等到列车即将到站的前半个小时，才开始售票。
八点钟临近，王加根准备去排队买票，方红梅却阻止了他：“买什么票！从南边进去算了。”
新娘子的意思是逃票。这种情况在铁路营运中相当普遍，特别是从花园镇到孝天城这段线路，选择坐火车的乘客，只有极少数老实巴交和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才买票，绝大多数都是“逃票族”。
逃票一般得通过三道关卡：进站口、出站口和列车上的查票人员。
花园火车站和孝天火车站的进站口及出站口，都是能够绕道避开的。从火车站候车室往南走一段距离，就可以找到穿越京广铁路的小巷子。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些“邪门歪道”进站和出站，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火车站还没有开始检票进站，站台上已经站满了候车的乘客。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省去车票钱，大家都觉得值。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至于在火车上遇到查票的怎么办，“逃票族”自有他们的高招。有的人钻进厕所里不出来，有的人逃往其他车厢，想方设法与查票人员“躲猫猫”。万一被逮着了，就补票呗，多掏五角钱的手续费而已！
从花园火车站到孝天火车站票价六角钱，两个人得一块二。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方红梅试图学着别人的样子铤而走险。
上车之后，王加根心里一直不踏实，眼睛不时往车厢两头看。一听到有人在车厢里喊叫，他就会感到特别紧张。而那些喊叫的人，有可能是推着货车卖香烟、啤酒、矿泉水的，或者是列车餐车卖饭的，或者是来检查旅客行李中有无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还有一些兜售冰棍、汽水、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卤鸡蛋的小贩。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经受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考验。
为什么要逃票呢？如果买了车票，不是能够理直气壮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安理得地读书、看报、聊天，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或者闭目养神，不至于搞得这么紧张兮兮的。这种精神、心理和身体上所遭受的折磨，是几角钱或者块把钱的车票款能够弥补的么？
王加根有些后悔，甚至在内心里埋怨起了老婆红梅。
堂堂人民教师，坐火车居然逃票。这要是让学生知道了，自己的脸往哪儿搁？车厢里说不定就有认识我们的人呢，还有可能是学生家长。如果学生家长知道我们这样为人师表，怎么可能放心地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们？内疚和自责让王加根难受得不行，但他又拿不出勇气去补票。他怕方红梅不高兴，同时也希望能够侥幸逃票成功，省去这一块二角钱。
说白了，还是因为穷啊！
被偷走的存折虽然挂了失，但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取钱，补办新的存折。他们两个人手头的现金全部加起来，只有四块多钱，刚刚够买往返的车票。如果省下这一块二角钱，他们就可以买一包糖果或者点心，作为方红梅回娘家的礼物。
快快到站吧！到孝天火车站就可以安心了。王加根一个劲地在心里催促着。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火车快些跑，赶在列车员查票之前到达孝天火车站。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又不能如人所愿，甚至背道而驰。他们所乘坐的列车，一直老牛拉破车般咣当咣当地前行，就是达不到王加根所希望的速度。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这趟车竟然停下来了，说是临时停车，为其他的直快和特快列车让道儿。这真是要命啊！如果列车员趁着这段时间来查票怎么办？补票倒无所谓，王加根担心被查出逃票时面子上过不去，说不定还会被别人训斥，遭别人白眼。要是那样的话，该有多么难堪啊！
临时停车这段时间让他倍受煎熬。
好在列车停了十几分钟后，又重新启动了，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南行进。还有两站到达孝天火车站，中间就隔着一个肖港站。当列车在肖港火车站停下时，王加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他坚持要下车，从肖港步行前往方湾。步行十五里，渡船过河每人五分钱，两个人只需要一角钱。这比到孝天城转长途汽车更便宜。
方红梅也表示同意。她此前之所以没有规划这条路线，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有点儿小情况。刚好来了月经，步行不是太方便。既然王加根临时改变路线，她也欣然接受，乐于克服困难，陪老公一起步行。
小两口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来到瀤河岸边。
他们看见河里涨水了，河面显得比平时要宽很多。渡口也改变的位置，从以往的河中心滩地挪到了堤岸上。渡口那里聚着黑压压好大一群人。小木船似乎也停靠在这一边。
大家为什么不上船呢？
王加根和方红梅加快脚步，迅速加入到等候过河的人群中。从大家的议论中他们得知，摇船的木桨断了一只，固定木桨的轱辘也坏了，没办法行船。他们挤到河岸边，看见摆渡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断桨和坏轱辘，左看右看，似乎在探寻出现问题的原因。
检查了半天，摆渡人还是一脸无奈，抱歉地对等候过河的人说，他得去肖港街上修理木浆和轱辘，请大家耐心等待。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水涨得那么高，湍流那么急，不可能像秋冬枯水季节那样，用一根竹篙就能把船撑过去。少了木桨，是绝对不能行船的。
那就等吧！能有什么办法？上下游附近又没有其他的渡口和桥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自告奋勇，主动提出送摆渡人去肖港街上修木桨。大家马上为小伙子的义举点赞，说骑车往返会比较快，花不了多少时间。
目送摆渡人坐着小伙子的自行车走远之后，聚在小船周围的人们便四散开来。大家开始议论不断上涨的河水，互相打听上午去肖港街上做生意的收入情况。还有人从口袋里掏出扑克牌，席地而坐，吆五喝六地斗起了“地主”。王加根和方红梅沿着河岸走了走，感觉没什么值得好看的，就坐在草地上休息。
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摆渡人返回。
“都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谁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方红梅有些不耐烦了，提议说，“我们还是回肖港坐汽车，到孝天城转车吧。”
因为自己决策失误，王加根心里非常内疚。现在方红梅提出新方案，他也不好意思反对。再走八里路，他没什么问题，方红梅能行吗？
“没事，我没那么娇气。”方红梅大度地笑着说，“如果在路上碰到修船桨的人，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回来。”
王加根羞愧难当。什么话也没有说，老老实实地陪着老婆一起返回肖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方红梅今天竟然没有唠叨，也没有冲着他发火，只是轻描淡写地嘲笑他，说他心理素质太差了。
一直走到肖港街上，他们也没有碰到那个修船桨的摆渡人。
从肖港坐长途汽车去孝天城，一个人的车票六角钱，与从花园镇坐火车去孝天城的价钱是一样的。他们不如早上就规规矩矩地买火车票，心安理得地坐到孝天城。既然动了逃票的心思，就索性冒险到底，说不定现在也坐在方湾菜园子村的家里吃午饭了。
唉，这事闹的！羊肉没吃到，还惹得一身臊。
站在公路边等过路车的时候，王加根懊恼万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大姨妈”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上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与红梅对调的舒建新不是在肖港中学么？干嘛不去找他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回方湾，不是可以省下所有的车票钱？一直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兴奋起来，拉起方红梅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舒建新还去邻居老师家里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王加根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舒建新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这几步路算什么！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牌坊中学为起点，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牌坊中学。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可以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挥汗如雨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王加根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方红梅打情骂俏，说自己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
看清他们戴的红袖标上有“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根，瞅了瞅自行车龙头，说这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方红梅和王加根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别人的，但“红袖标”还是要强行打钢印，要求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方红梅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用，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没有钱。就算他们打了钢印，她也不会给钱的。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僵持了好半天，“红袖标”只好让了一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方红梅，坚决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王加根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子。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西边的太阳已经快到地平线下面了。王加根低声与方红梅商量说，这些人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折财免灾。老是这么犟牛顶墙，他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还没有吃，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叫，早就在提意见了。
方红梅想了想，觉得加根的话有道理。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丈夫，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交给“红袖标”，算是勉强让了步。他们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根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面。“红袖标”们再也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老百姓还不算富裕，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这三样东西是不是名牌，成了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年轻人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这“三大件”，加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鉴于自行车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购买自行车之后必须到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回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推行这项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自行车的管理，尤其是当自行车被盗或者丢失时，方便寻找。不过，由于自行车登记必须缴费，而且手续比较繁琐和麻烦，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大家都不怎么热心。更何况，就算自行车真的丢失了，报案之后也未必能够找回来。因为盗贼能够轻而易举地抹去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或者把钢印重新打成其他的号码，钢印对于寻找自行车的帮助意义并不大。现实生活中，买了自行车之后主动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人并不多，都是在被“逮”到之后，出于无奈，才迫不得已去打个钢印，领个登记证书。
如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已经算不上稀罕物件了。“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所取代。自行车虽然算不上“家庭重要财产”，但注册登记制度仍然在执行，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废止或修改。
谈论起这件事情，王加根和方红梅愤愤不平地吐槽了好半天，觉得刚才那一块钱交得有点儿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