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到户一年多了，王加根还不知道他家的责任田在哪里。
想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确有点儿不像话。
自从读了孝天县师范学校，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两个暑假他都去了河北他妈那儿，寒假又是在方红梅家里度过的。他已经没有把王李村这个家当成他自己的家了。
这次回家，他下决心帮父亲干点儿农活。吃完自己煮的面条，他就准备去畈里找王厚义和胡月娥。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快到下午五点半。这个钟点去畈里，干不了什么活儿就得往回走。况且，他又不知道家里的责任田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远。
算了吧！今天就不下地了。在家里把晚饭做好，等父亲和继母回家后，能吃上一口热饭菜，也算是自己的贡献。这样想着，他就提起菜篮子，去自留地里扯菜——自留地他是知道的，家里营务好多年了。菜扯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打理。该去蒂的去蒂，该削皮的削皮，该切根的切根。然后，拿到门口塘里洗干净。干完这些琐碎的工作，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王裁缝的指点下，他找到了家里的大米，把饭煮好了。切好菜，等王厚义和胡月娥回家后再炒。利用这段等候的时间，加根拿出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坐在门口的石凳子上看。
“哟！王老师回来了！”他刚翻开书，就听到身后传来破锣一样的声音，“怎么？回来还抱着书看？对了，你现在是知识分子。既然回来了嘛，就帮你爸搞一下，听到没有？现在正是大忙季节呢！把书收起来，到畈里去。行不？一定要去呀。把呢子衣服脱下来，换一件打粗穿的，听到了么？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学习、再学习，是不是这样说的？嘿嘿嘿。”
王加根回头一看，是邻居皮匠三爷。他高考落选后，就是皮匠三爷的“骑着驴子找马”理论，让他走进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皮匠三爷不自然地笑着，近似乎讨好，话虽然是在责备加根，但尊敬也溢于言表。他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赤脚穿着草鞋，肩上扛着冲担，看来是准备去畈里挑麦秸。
加根赶紧从石凳上站起来，应答道：“是是是。我放假回来，就是帮忙干活的。明天就下地割麦子。今天快黑了，在家里做晚饭。”
“哎——这就对了。是要搞一下，明天一定下地啊！”皮匠三爷因为加根采纳了他的建议，非常高兴，嘿嘿嘿地笑着走远了。
第二天，王加根就拿着镰刀、扛着冲担，和王厚义胡月娥一起下地收割麦子了。虽说他在农村长大，但六岁开始上学，一直读到师范学校毕业，接着又当了教师。小时候开门办学时，也只是农忙时节插插秧，之后的寒暑假很少在家里呆，农活干得不多。割麦子、抱麦子、挑麦子、打麦子这些活计，他能勉强上手，知道应该怎么去弄。不过，真正让他干起来，还是有一点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他做得不是那么地道和顺畅，看上去比较别扭。
割了半天麦子，皮肤白净的王加根马上就黑了一大截，而且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脸上、脖子上、手臂上、小腿上都被麦芒扎得通红，火烧火燎一般疼痛，而且发痒。下午是捆麦子和挑麦子。浑身酸软无力的他感觉自己就是在拼命。捆麦秸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每加入一抱麦秸，都得用膝盖压紧。系要子时，得用力拉拽。这样麦秸才能捆得更结实更紧，不至于松散开来。挑麦子是王加根最感为难和吃不消的差事。责任田离家有两里多路。挑着七八十斤重的麦捆走这么远，对于秀才王加根来说，无异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困难还不止如此，他首先得解决如何把两捆麦秸挑到肩上的问题。
王厚义在前面很顺利地实现了麦秸上肩，显然是想给儿子做个示范。先双手握紧冲担，如练刺杀一般地插入一个麦捆，用力把麦捆挑起来，举向空中，再把冲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个麦捆，然后送到肩膀上，挑起来就走。
见父亲已经走远，王加根就握着冲担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他把锋利的冲担刺向麦捆，却没有顺利地插入。也不知是因为用力不够，还是由于麦秸捆得太紧。可怜的麦捆怕疼一般地躲到了一边。重新再来。反反复复好几次，把麦捆折磨得满地打滚，最后总算杀进去了。用力上举又遇到麻烦。他没有那么大力气把麦捆举向空中。只有分两步走，就象举重一样，抓举不行，就改为挺举。先举起一个麦捆，让冲担的另一头立在田埂上，稍事休息，再提起来杀向另一个麦捆。
挑担也有讲究。冲担与肩膀应该形成四十五度的锐角，这样挑着才比较舒服，也不妨碍观看前来的路。但王加根并不知道这个诀窍。他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垂直，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平行——用后颈项承受压力。挑在肩上的麦捆也不听话，居然玩起了“翘翘板”。翘过来，翘过去，终于从冲担上脱落了——他又得再次练“刺杀”。麦秸重新上肩后，心理上就有了阴影。走路小心翼翼，非常谨慎。双手托举着冲担，尽量保持平衡，害怕麦捆再次脱落。既要承受重担的压力，又要防范滑落的风险。身心双重折磨，感觉非常痛苦，形象也显得特别狼狈。来来回回地跑了三趟，王加根就精疲力竭，已经累得不行了。
他把冲担搁在家里的大门后面，进入奶奶的房间，倒在床上。浑身酸软无力。肩膀火辣辣的，针刺一般的疼。没一会儿，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听到胡月娥喊他吃饭，才醒了过来。他万分不情愿地坐起身，在破烂不堪的搭板上搜寻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双趿脚的干净鞋。只好淘神费力地穿上自己的皮鞋，走出房间。
拿脸盆进厨房打了点儿冷水，想擦把脸，可洗脸架上的毛巾脏得不堪入目。他只好闭上眼睛，咬着牙使用。提起开水瓶，又找不到一个喝水的干净杯子。搪瓷缸里里外外都是黑的，似乎从来就没有清洗过。唉！这样的家简直没办法呆。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是这么脏，未必日子越过越差了？也许那时也和现在一样脏，只是他没在意罢了。他找了张报纸，把几个凳子擦了好半天。
刚刚坐下，王厚义就挑着一担麦捆走进了堂屋。他卸下麦捆，吃力地码到墙角，然后把冲担靠在墙边儿。他歪着脑袋看了看堆积如山的麦秸垛，似乎在估量今年的收成。因为累，也没听从胡月娥发出的吃饭邀请，而是垂着双手，倒在了堂屋的一把靠背椅上。
蓝色的上衣只剩下中间的一粒纽扣，领子半边儿翻在外面，半边儿折进里面。裤子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一只裤腿卷过了膝盖，另一只裤腿又完全放了下来。裤子开口小便的地方纽扣没有扣上，或者根本就没有纽扣，露出里面灰色短裤的一块补丁。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前面已经裂缝，大拇指露在外面。为了散热，他用脚把鞋子脱了下来，踢到一边儿，赤脚片踏在地面上。那是怎么的一双脚啊！黄色？灰色？黑色？红色？褐色？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踢在一边儿的鞋和他的脚一样，说不清是什么颜色，里里外外全是污垢。稀稀薄落的头发，如枯萎的稻草一般。
王厚义把脑袋靠在椅靠上，闭了闭黯淡无光的眼睛，口里喃喃道：“花生棉花干得冒烟儿。再不下雨，就要挑水浇了。秧田也要车水……”
王加根看着父亲，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给了他生命的那个男人？这就是在王李村叱咤风云十几年的生产队长？眼前的颓废形象与他儿时的记忆相差太远了。
包产到户后，王厚义不再是生产队长，变成了普通社员。虽然有过短暂的失落，但他很快就发现，如今的生产队长也没什么当头。出工收工不用敲钟了，每天的农活不用分派了，政治学习基本上不搞了，会也不怎么开了。生产队长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哪里还需要生产队长发号施令？他觉得，专心专意营务好自家的责任田和自留地是根本，没有必要去为两旁世人的死活操心。
“快吃饭，菜都冷了。”胡月娥招呼加根，又转向躺在椅子上歇息的王厚义，“你们爷儿俩要不要喝点酒？”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神台上的大半瓶散白酒提过来，又进厨房拿来两个酒杯。
桌上大碗小碟的，看起来相当丰盛。油炸花生米，番茄炒鸡蛋，蒸南瓜，烧茄子，清炒苋菜。最难得的是，还有一盘荤菜：青椒炒猪耳朵。所有这些，都是胡月娥忙前忙后，一手操办的。她趁着厚义爷儿俩挑麦捆的工夫，跑到双峰管理区的街上，买回了半斤卤猪耳朵和一瓶豆油。尽管王加根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对她总是不冷不热的，去年因为她骂胡太婆，还与她大闹过一回，但胡月娥还是没有与加根计较。至少，在表面上不敢显露出丝毫的怠慢和不满。加根每次回家，她都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当后妈的难处和苦衷，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加根陪着他爸，你一杯，我一杯，把大半瓶散白酒全部喝光了。头晕晕乎乎的，也顾不上满身臭汗，他连澡都没洗，就倒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时间可真不短。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吃过午饭，加根戴上一顶草帽。按照他爸的吩咐，挑起一担水桶，拎着一个小铁铲，跟着同样是戴着草帽、挑着水桶、提着长嘴铁壶的厚义，去畈里补棉花苗，浇棉花水。
父子俩到达棉花地之后，王厚义把水桶和扁担搁在地头，从水桶里拿出一把铁铲，教儿子补棉花苗。
棉花苗通常是用营养钵培育，送到地里栽种，但成活的情况却大不一样。有的地方长得茂盛，有的地方又稀稀拉拉，留出大块的空地。补苗就是把密集地方的苗儿，挪到稀疏的地方来，让棉花苗间距合理，在整块地里分布均匀，便于生长。
厚义先用铁铲在缺苗的地方挖一个有坡度的小坑，再到棉花苗拥挤的地方去取苗。取苗时，从四周下铲插入，使苗儿与泥土形成一个整体。他告诫加根，不要让取出的土块松散，否则苗儿就不易成活。把苗儿连同泥土一块儿放入之前挖好的小坑，再把挖小坑时取出的泥土填入取苗的地方，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是个精细活儿。把取出的苗儿放入小土坑之后，还要用铁铲插入小土坑四周，轻轻地往拢挤压，使挪动的土块与新地方连成一体。
加根一边跟着学，一边发感叹：生产队的时候，谁还做这种事情！棉花苗是稀是疏听天由命。密的地方让它们挤死，或者锄草的时候锄掉几棵；没长出苗的地方就空着，没有哪个考虑将来的收成。包产到户后就不一样了，各家各户都希望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最大的收益。种田就如同绣花一样细心。
补完整块地里的棉花苗，花了近两个小时。
初夏的阳光毒辣得很，烤得人浑身软绵绵的。田野里看不到一棵树，连歇息的树阴都找不到。因为酷热，加根也顾不上晒了，取下草帽，不停地扁着风。
王厚义坐在田埂上，抽了几袋旱烟。然后站起身，从他挑来的水桶里拎出装有尿素的塑料编织袋，以及家里平常用来装凉开水的土陶壶。水桶腾空后，他就拿起扁担挑起桶，前往不远处的池塘里去挑水。
加根也挑起水桶，跟在父亲的后面。
两担水挑到地头后，厚义打开塑料编织袋，往铁壶和土陶壶里各抓了一把尿素，再注满水，找了根树枝搅了半天。然后，父子俩一人提起一只壶，顺着棉花的行路浇水。
这种工作一箭双雕，既浇了水，又施了肥。
加根觉得挺有水平、也挺有趣的。四桶水全部浇完，他已是雨汗同流，衬衣都湿透了。但棉花地只浇了四分之一的样子，他们还得往池塘那边儿跑——每人至少还得挑三担水。厚义担心加根吃不消，叫儿子只负责浇水，由他一个人来挑水。加根硬撑着又挑了一担水，结果肩膀磨破了皮，扁担一搁上就疼。无奈，他只有老老实实听从厚义的安排，专心专意浇化肥水了。
父子俩同心协力干完地里的活儿，已是薄暮时分。
假期的第三天，加根接到的工作任务是车水，浇灌他家的秧田。
包产到户之前，生产队灌溉秧田，主要靠抽水机或者大型脚踏水车。现在使用得较多的，是小型水车，用把手推拉车水，通常只需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就行了。
水车的外观是一个长条型的木制槽桶，槽桶内部用木板隔成上下两层。水车两端各有一个木制的车轴，车轴上缠绕着有固定桑木叶片的木制“链条”。将水车的一头没进池塘，一头连着农田。人用把手推拉转动车轴，木制“链条”和叶片就会呼拉拉地运行，把池塘里的水提升起来，汩汩地流进农田。
加根觉得这差事特别有趣。趁着父亲在秧田里扯野草的空隙，他一只手拿起一个把手，左右开弓，用力又大又猛，很轻松地就把水提上来了。听着桑木叶片刮着木板的欢唱和哗哗地流水声，他得意极了，感觉快乐无比。但是，没一会儿功夫，他的手就开始酸软，推拉不动把手了。不得不停下，等着厚义来帮忙。
父子俩一人握着一只把手，推拉槽桶两侧的木柄。木制“链条”和叶片匀速运行，比一个人操作要轻松许多。尽管这样，加根还是得间隔交换两手，才能跟上厚义的节奏。车了半个小时的样子，他的右手掌已经打起了血泡。
厚义见儿子累得气喘吁吁，从头到脚汗水淋淋，提议歇一会儿。他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扛起铁锹，沿田埂走向自家的责任田，准备去看看浇灌得如何。因为他家的责任田没有挨着池塘，车起来的水必须流经别人家的责任田，才能到达他家的秧田。因此，无法预测浇灌的效果。
“应该差不多了吧！”加根这样推测道。他满怀期望，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带来好消息。他实在不想继续车水了。
十分钟后，王厚义扛着铁锹转了回来。老远就说：“水刚进我家秧田，淹了一个脑壳。”
王加根听后，整个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