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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六章 崇祯,敬而远之为妙

逆天换明天将降大任,必苦其心志第三百三十六章崇祯,敬而远之为妙“因粮”和“清屯充饷”并不是需要反复权衡利弊的政策,而是在实践中立竿见影的治国良方。
可就是如此,崇祯先是在杨嗣昌等大臣的鼓噪之下,一拍脑门,“因粮”变成了“均输”,也就是不分贫富,全部一起加征。
如此一来,本就处于生死边缘的百姓们更没了活路,走投无路的他们只能造反求生,农民起义的烽火遂成燎原之势。
而后,孙传庭因平乱战略得罪了崇祯帝,他得罪的官员和士绅立刻落井下石,孙传庭因而被关入大牢,“清屯充饷”也无疾而终。
不知道崇祯的脑袋是怎么想的,非把生路堵死,在死路上向前狂奔不止。要说他是建虏的奸细,也确实能找出很多指控的证据。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拿龙椅开玩笑的皇帝,那就只能归结为崇祯和袁督师是一样的蠢,一样的昏愦。
总而言之,郭大靖已经对崇祯失去了信心,更没有忠心。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敬而远之才是上策。崇祯的反复无常,刻毒残忍,郭大靖十分地忌惮。
伴君如伴虎。郭大靖相信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这句精僻之语,一定要和崇祯离得远点,这叫见面不如闻名。
况有,见了皇帝要磕头,这是郭大靖也很难接受的。要知道,从他穿越重生后,似乎就没就再跪拜过,面对毛文龙也是如此。
现在的东江军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最重的礼便是单膝拜见,通常只是躬身拱手,或是拳抵胸膛,低头弯腰。
毛文龙也接受了这种军人的礼节,更喜欢那种拳抵胸膛的。认为这样很能表现出军人的刚强和武勇,能看出军队的风貌和精神。
秋风萧瑟,落叶在风中打着旋,枯黄正成为随处可见的主颜色。
毛文龙站在窗前,背着手凝望着院内,眼中时而深沉,时而又微露笑意。
大战在即,东江军近半人马跨海远征,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但毛文龙也知道,此战若胜,建虏势必衰弱,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便将落到东江军手中。
风险与机遇同在,毛文龙相信郭大靖的能力,相信一年来的准备是充分的,胜算极大。
而今年的收成数据,又让毛文龙心中有底。这意味着东江镇的根据已经牢固,剃头辽人的大量收拢和安置,又使东江军具备了再次扩军的能力。
毛文龙走回桌案,等待郭大靖的同时,又翻阅起汇报上来的文件。
今年经过全力的抗旱抗灾,虽然平均单产下降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耕地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两倍,使得总产量依然创造了新高。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老百姓的要求不高,一箪食一瓢饮便能过得安生。而社会秩序的稳定,又使得东江镇的诸项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这还是明面上的成绩,暗中向建虏贩卖丝绸、青布,也全部结束,刨去成本和给林家的利润,总共赚到了一百六十七万两的银子。
钱粮都很充裕,这令毛文龙难得地感到了轻松舒心。哪怕明年朝廷断绝粮饷,凭现下的积累,东江镇也能支撑将近两年。
而这,也是经过预估,不出所料的,也是毛文龙敢于和袁崇焕撕破脸皮的关键因素。
听到了外面由远而近的熟悉的脚步声,毛文龙微露笑意,放松身姿,倚在了靠背椅中。
郭大靖报名而入,躬身施礼,“末将见过大帅。”
“坐吧!”毛文龙伸手示意了一下,微笑着说道:“部队明日就要开拔,你又没时间与家人团聚了。”
郭大靖呵呵一笑,坐进椅中,说道:“打完这一仗,再安心休息也不迟。”
出动的人马早已确定,除了郭大靖的左协外,其它三协各出一营,组成混编协参战。
既是混编,就要有磨合,这两三个月以来,郭大靖的精力基本是都投入到了这里。
虽然这样做耗费了些时间,但这三营都是各协抽调的精锐,就是为三协争战功的,在战力上能令人满意。
谁都知道“勤王”行动事关重大,也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让谁去不让谁去,容易产生矛盾。毛文龙和郭大靖反复商议后,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郭大靖已是副将,在重新训练整合的过程中,谁敢不听号令,甚至是谁有怨言,他都毫不客气地将人赶走,这是毛文龙给他的权力。
混编协暂由郭大靖统领,各营指挥官也是郭大靖经过考察指定的,并不是广鹿岛的旧人,而是尚可喜、沈志祥、项祚临。
至于左协,郭大靖只是名义上的指挥,实际的指挥权则交由刘兴治和张攀,一正一副来统率和指挥。
军官的级别差不多都比郭大靖要低两级,毛文龙考虑到这才方便郭大靖指挥,不会有掣肘之举。
所以,象毛承禄、孔有德、李维鸾,都想随郭大靖出征,却都被毛文龙所否决。
而新兵的扩充也开始进行,月底将有六千人马,补充进各协;年底前,各协都将补齐兵力。
说白了,明年的东江军将是五个协的编制,每协步骑炮共是一万两千人。当然,勤王行动之后,还需要再招募兵员,把作战的伤亡损失补上。
“从最近的情报上看,建虏已经开始行动了。”毛文龙沉吟着说道:“你去旅顺后,情报会转发过去。如果时间紧急,你不要请令,可以临机处置。”
“末将明白。”郭大靖躬身道:“建虏入关的情报,朝廷的勤王令,二者不俱备,末将绝不出兵。”
提前出发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九成把握,建虏名为征讨察哈尔部,实为绕道入关,但不经确实之前,部队不能出发。
而且,军镇各有汛地,没有朝廷的勤王令,擅离汛地,突入京畿,那可是形同造反。
即便如此,在郭大靖看来,时间也是足够的。顶多一个多月,东江军就能袭取遵化,切断建虏出关的退路。
如果历史没有大的改变,在郭大靖推算的时间线上,东江军收复遵化时,建虏应该刚到北京城下不久。
只要知道遵化失守,皇太极肯定会撤兵而回,这也是郭大靖要达到的目的。
让建虏在京畿之地肆虐四月之久,从容不迫地掳掠烧杀,郭大靖怎么会容许如此的惨事发生。
尽管京畿地区的很多百姓会受到战火的荼毒,会家破人亡,但郭大靖已经尽力了。谁让他不是皇帝,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有利的战机呢!
而且,选择在遵化、三屯营截击建虏,既要救出绝大多数的被掳百姓,还使出征的部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唯独没考虑到京城中担惊受怕的崇祯皇帝。
这也是罪,对于崇祯皇帝来说,自己是万金之躯,所有勤王军队都要围着他转,哪管那成千上万被建虏掳掠的百姓?
所以,哪怕是在遵化重创建虏,抢回了所有百姓,崇祯心里不满,也一样是会降罪责罚的。
尽管编造出风浪莫测、海上偏航的借口,可皇帝能相信几成,文官会不会就此攻讦,谁也作不得准。
“打完就以最快的速度撤军回归,本帅这边会计算时间,编出假情报来配合你。”毛文龙不无忧虑地叮嘱道:“不接中旨,也不算大事,本帅能够压下。”
中旨就是皇帝不通过内阁,直接派人传的旨意。这不合程序,是能够拒接的。当然,多数是文官会这样做,以彰显自己的风骨。
“多谢大帅关心。”郭大靖说道:“末将省得,就算不是中旨,也会找借口拒接。”
毛文龙微微颌首,相信郭大靖的机灵,借口也好找,装伤装病,躺在担架上,还能去京城面圣?
“大帅也要多保重。”郭大靖躬身说道:“牵制建虏并不紧要,待末将率军回返,再行发动也是不迟。”
毛文龙笑着说道:“本帅就在这里坐镇,些许的牵制,让年轻人去做。战果是事后统一上报的,等你回来再说。”
牵制和佯动,早已经做出来了。两协人马,以及新兵,都推到了北金州,并大张旗鼓地打造了很多攻城器械,目的就是使建虏留下足够的兵力守老巢。
而郭大靖这边跨海远征,毛文龙也要在辽南作出些成绩。
建虏收缩防线后空出来的据点和地盘,就是很好的目标。
不需要太多的人马,也不会安置百姓,百八十人的队伍占据,便可以上报朝廷,说是经过战斗光复。
这是和袁崇焕学的,被拆得如同残垣断壁的锦州和大凌河等城,不就是他又当宝似的拣回来,向朝廷要了巨额的钱粮去修,并当作了自己的功绩。
“明年争取把复州变成稳固区。”毛文龙沉吟了一下,说道:“前哨则推到盖州卫城。有了土地,能安置更多的百姓,东江镇才更有发展壮大的基础。”
缺钱不要紧,土地就是宝贵的资产,在这一点上,毛文龙的认识是提上去了。土地之后便是人口,便是产出的效益,以及增兵扩充的条件。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通过郭大靖这几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只要能继续保持住,东江镇就将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大明虽然积弊丛丛,可要拖垮建虏,依然是能够做到的。
可惜,庞然大物般的泱泱大国,竟然反过来被建虏拖得灭亡,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而东江镇能够与建虏对耗,凭借的不仅仅是本身的资源,郭大靖开辟的众多渠道,才是最关键的。
“明年至少要占领并稳固复州。”郭大靖对此比较有信心,只要跨海行动成功,在大饥荒中衰弱的建虏就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并请朝廷允许北直隶和山东的辽人返乡。”
光靠建虏统治区逃出的辽人来增加人口,显然是有极限,速度也是很慢的。而在辽东战乱中,逃入内地的辽民,何止数十万?
背井离乡的辽民,在没有战乱的内地,过得也极是艰难。朝廷和官府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安置,并照顾好他们。
只要东江镇在辽东战局占据主动,用不断的胜利来使辽人安心,相信他们还是想回到熟悉的故土,好好地生活。
而且,辽人返乡是一方面,还有大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朝廷如果安置不了,东江镇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居之地。
当然,这可能还要再等上几年,灾害从大西北,一直蔓延到河南、直隶等地,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是说辽东的自然条件就比中原要好,而是在辽东没有那么重的赋税,没有地主士绅和官府的残酷压榨。
如果在内地推广种植土豆、玉米等耐旱作物,官府得力,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收成应该超过辽东。
可惜,大明帝国这架老旧的机器已经锈蚀严重,从上到下的动员和执行力,已经难以抵挡大灾害的侵袭。
而辽东,如果能从建虏手中光复,那将是一张白纸,可以自由勾画;东江镇这个新兴的团体,效率和活力,也不是大明朝廷能比的。
郭大靖很庆幸能身处东江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能够日益迸发出篷勃向上之势。
如果是在辽西,在利益集团的压制下,他哪里会有施展的空间?如果是在内地,就更将陷进大染缸,无法自拔。
卢象升、孙传庭,他们没有能力吗,郭大靖觉得除了自己对历史的熟知,在军事指挥上,在文化素养上,在勇武凶悍上,都要屈居其下。
但结果又如何,卢象升与他的天雄军,独力抵挡建虏,奋勇战死,却数年不得朝廷恩恤。
孙传庭和他的秦兵,在屡战屡败却越败越多的农民起义军面前,折戟沉沙,冷血多疑的崇祯亦是不封不恤。
而明末这两位擎天之柱般的人物,并不是死于敌人,而是亡于他们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团。
因为“因粮”,因为“清屯充饷”,他们已经举目皆敌,尽管是救国的良策,却触动了官员地主士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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